薛涌：中美究竟谁更了解谁

　　(引言)怎样进入美国的公共政治话语，用美国人的语言说服美国人，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薛涌 美国萨福克大学助理教授

　　中美高层的战略经济对话已经结束。在此期间，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劝说中国进行汇

改时，竟搬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媒体报道时略带讽刺地说：“保尔森换了一套更‘本土化’的游说方法，可谓煞费苦心”。

　　然而，这一“煞费苦心”，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型，也提出了一个中美之间谁更了解谁的问题。在这次战略经济对话前后，我为《南方都市报》连续撰写了三篇文章，主旨无非是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美经济进一步整合，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外交成了内政，内政成了外交。所以我称之为“内交”。在“内交”时代，双方要善于进入对方的话语体系，用对方的语言向其国内的听众表述自己的立场。

　　而这正是保尔森所做出的。看他这次的“戏本”，就知道他对中国颇为了解，并开始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我们讲话。不管这次是否成功，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开端：他开始为美国的立场在中国公众中寻求支持。而我们总一味抱怨美国不了解中国。其实这种不了解的一大原因，就是我们还不能像保尔森这样用“本土化”的语言向美国公众表述中国的立场。

　　保尔森这次访华的意义，远超出一般媒体的估价。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中美关系不好时，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五角大楼主导。这也正是911之前布什政府的状况。当中美关系没有重大危机时，国务院常常主导对华政策。当中美关系良好时，对华政策则交给了

　　保尔森是商人出身，信奉和气生财的哲学。他以为和中国要交流而不是对抗，大家互相尊重。他作为金融家，可以面对中国的同行说：“我对于操纵市场经济，毕竟比你们有经验。我的建议是为我们，也是为你们好。”所以，他一直抵抗国内对华贸易的过激立场，觉得生意伙伴之间打交道的时间长了，培养了信赖，就能更容易地说服对方。这次他用“本土化”的语言谈汇改，也是出于这样的哲学。

　　可惜，中国对美国，还没有保尔森那样的技巧。如今美国平民主义思潮崛起。如我曾撰文分析的，这种经济平民主义思潮，其社会基础是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许多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化中的输家，于是便以保卫美国中产阶级利益为号召，声称第三世界的劳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反对企业“外包”，反移民，强烈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今年中期选举，使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一些新选上的民主党议员，就是这种经济平民主义思潮的鼓吹者。布什派出全部的“财政内阁”访华，也是基于这种压力，先发制人，以求使经济平民主义不至于把美国推向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

　　如今在美国内部的格局是，布什政府为了应付经济平民主义的压力，派保尔森到中国来谈判，特别是在汇改问题上讨价还价，以求拿回一些东西向国内选民交代；空手而归，则会成为经济平民主义攻击的沙袋。而中国在美国内部的这种争斗中，完全是作壁上观，全无自己的声音，不知道也把握不了美国媒体的语言，常常被人家缺席审判。

　　怎样进入美国的公共政治话语，用美国人的语言说服美国人，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许多书细到一个村子。里面的居民几十年的生活史，经济状况乃至内心世界，都描述得非常细致，使中国学者也叹为观止。中国呢？不用说一个村子。我们对美国的镇和中小城市，究竟了解几个？没有这样的了解，现在突然面临经济平民主义的崛起，我们连这一潮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对应之策？按说，中国对美国的市场和中美关系如此依赖，美国有五十个州，中国就应该有几十个大学，一个大学分担一个州，至少把最重要的州的基本研究建立起来。美国和中国不同，政治资源在下不在上，上面的人归根到底还要听老百姓的。你说服不了美国的老百姓，就说服不了美国的政治家。所以，美国学的基础研究不建立，对美国的草根社会不了解，中国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就要吃亏。

　　(主题)“非博士不招”的醉翁之意

　　(引言)说白了，这是把“虚名”看得比素质更重，把行政评价强加于学术，把学者视作学科的螺丝钉。

　　尤小立 苏州大学副教授

　　近日，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等高校相继宣布“今后想来学校当老师，必须是博士”，河南当地的报纸作出新闻报道后，京城的媒体随即予以转载。其实，在国内的大学中，这个举措早已不是“新闻”，用“旧闻”可能太过沧桑，但说“司空见惯”或“习以为常”应不会有问题。

　　我并不单纯反对大学引进博士充实教师队伍。因为随着大学的发展，博士入行是必然的趋势。而近几年的“博士大跃进”，已经让许多博士无所依从，到大学里就教应是大多数博士的首选。抛开提高学术水平不说，大学引进博士起码也是为博士解决就业困难，从而为社会做贡献。

　　现在，国内大学的非博士不“娶”(取)的姿态，之所以引发人们的诸多非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

　　一位博士进一所大学本来是为了充实教师队伍，并且在学术发展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引进的正途。现如今，这个正途大多存在于口号的层面中。因为多数大学引进博士，都有现实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报“点”(博士或硕士点)，要么是为了应付评估和检查，至于上述正途则全在其次。一位刚入校的博士生跟我说过他的“幸运经历”。他投入校申请时，正好此高校的某学科要申请博士点，他如愿以偿，顺利进校。可是，一年后，他的师弟也想进入同一所大学，就没那么幸运了。“点”已经到手，“建设”是以后的事，学校自然要高举“免谈牌”了。

　　不知道有的大学连仪器管理员也要招博士的说法是否属实，但大学机关青年行政干部中的在职博士的比例大大提高，甚至在有的大学已经有超越在职教师学历水平的趋势，却是事实。这是人们容易发现的形式主义，还有一种形式主义是隐藏在冠冕堂皇之下的。

　　按理说，博士的起点要高于硕士或本科，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他们可以借助这个优势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取得更大的成绩。但这绝不意味着类似“占得先机”就永久应该享用，更不意味着“占得先机”就必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学术的评判标准是学术成果。如果一位硕士学历或本科学历的教师取得了与博士同等水准的学术成果，他就应该享有同样的待遇才算公平。可目前大学的政策却没有能够体现出这样的公平。

　　大学是“博士大跃进”的策源地之一，它对教师博士学位的要求似乎顺理成章，所以，在不少大学的职称评定条件中，博士学位自然成了一道仿佛合理的门槛。于是，大学教师一边抱怨，一边为博士文凭而奋斗。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浪费：已经达到或超过博士生水平的教师浪费了精力，没有学术水准者读博又浪费了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的灵性被消耗，学者的个性被磨平，尊严也被践踏了。至于大学校门以外某位在学术研究上卓然成家的民间学者被大学所接纳的事例，只能是千古绝唱了。

　　“形式主义”在大学蔓延并不算最可怕，更可怕的是，“形式主义”的屡获“成功”。得奖之类的自我宣传胜于实实在在的研究，学历胜于学术成果，学科胜于学人。说白了，是把“虚名”看得比素质更重，把行政评价强加于学术，把人(学者)视作学科的螺丝钉。没有人的大学，还叫“大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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