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历史认识究竟能否超越中日国界

　　日前，中日媒体纷纷报道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机构正式成立的消息，并公布了部分学术委员会的专家名单。12月26日，双方将在北京召开首轮学术会议，标志着这项举世瞩目的学术项目正式起跑。

　　中日学者今天能坐到一起并不容易。早在2002年，中日就酝酿历史研究问题，但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两国高层互访中断，研究事项进展缓慢。

直至今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同胡锦涛主席就年内启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达成共识。为此，双方共同成立了由分别来自中日两国各10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两个课题小组，由中日双方轮流主持，旨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2008年内发表有关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

　　尽管此前曾有过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研究、编纂《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和日韩两国历史共同研究等尝试，但由东亚两个最重要国家的政府牵头并主导，致力于如此大规模的学术共同研究尚属首次，其意义显然已超出纯学术研究的范围，因而受到中日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该项研究能否顺利推进，取得成功，不仅关系到中日两个邻国将以何种心态在21世纪共处，其影响的“溢出效应”还会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产生某种“辐射”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34年的历史表明，两国国民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并面对的。这种偏差的成因极其复杂，既有源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特别是“冷战”及“后冷战”时期严峻、多变的地缘政治矛盾而产生的影响，许多不同层面、不同指向的要素纵横交织，错综叠加。最初的短暂蜜月过后，两国关系经历了漫长的磨合，从相互猜忌到指责，直到双方干脆别过脸去，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状——如此，一代人过去了，可在某种意义上，中日关系好像依然未长大成人，至少难说“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认识问题:历史认识究竟能否超越国界？

　　当意识到仅靠“友好”的情谊难以缩短历史认识的距离之时，两国国民都非常失落。不仅如此，源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在某种情绪化诱导的作用下进一步发展，升级为所谓“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动摇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且在安保、经贸等国家根本利益层面造成了两败俱伤。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引发了双方各自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及其相互对立，白白贻误甚至葬送了在“经热”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可能形成共同战略利益的机运，令两国主流社会的有识之士为之焦虑久矣。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一线转机的悄然出现是在安倍首相的访华之后。在10月举行的两国首脑北京峰会上，双方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打出了“让政治与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的口号。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到3个月的时间，在政治、经济、防卫及文化等各个领域，两国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具体化、“活性化”，呈蓄势待发的可喜势头。

　　尤其是对共同关心的历史问题，双方携手启动历史问题共同研究项目的意义重大。共同研究之目的，并不仅仅是共享所谓“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是通过研究的深化，来谋求相互理解的增进，将历史争议局限在小范围内，既不回避历史观差异，也不夸大。以这种形式，曾为两国关系“政治障碍”的靖国神社问题，也有可能作为共同研究的对象而“客观化”，从而加以妥善处理，再度“放大”为现实性障碍的风险。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涵盖安全、经贸、文化和人的交流等各个层面的有机、立体的构成，历史问题只是其中一项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远不是全部。只有当两国关系呈现全方位、多层面发展的时候，一边发展，一边辩论，在你来我往的碰撞、博弈、试错和交流的过程中，一种真正成熟的、理性而包容的超越国界的历史价值观才有可能破土而出。

　　对此，我们理应期待，并付出最大限度理解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