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奋飞：邱兴华案，为何没人关注被害人利益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5日10:06 正义网－检察日报

　　目前，邱兴华一案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还在“环球在线”论坛上贴出了公开信，请求司法部门立即为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目前，这一案件尽管已经进行了二审审理，但它仍然悬而未决。尤其是陕西高院是否会同意对邱兴华作精神病鉴定，更是令人牵肠挂肚。不少法律人基于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冒着被人指责是“干预司法”的风险，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是，从媒体的有关报道来看，对于“邱兴华案”，人们关注的主要是，邱兴化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他是否能够获得公正审判的问题，而对于本案的被害人的情况，笔者却至今未见只言片语。似乎是只要给邱兴华作了精神病鉴定，别错杀了他，这一备受关注的案件就可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了。

　　的确，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陕西高院能否同意为其进行精神病鉴定，不仅直接涉及到法院能否对其进行正确的定罪量刑，而且还涉及邱兴华是否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因此，学者甚或媒体呼吁为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通过各种方式促使法院尊重邱兴华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确实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们却不能不关注硬币的另一面——此案中那一个又一个被残忍杀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虽然，从总体上而言，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是两个问题，但是，我们显然也不能忽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否则，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及其家属将处于非常悲惨和无助的境地。

　　一般而言，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后，自然会产生“复仇”和“求偿”两种强烈的愿望。然而，由于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国家追诉原则的限制，使得对于绝大多数犯罪的追诉不再由被害人来承担，从而使得被害人的“复仇”愿望被检察官、警察以公益为名实施的刑事追诉活动所取代。因此，在“邱兴华案”中，被害人及其家人的“复仇”愿望可以通过国家追诉而实现。因为，如果邱兴华不被确认患有精神病，那么依照法律对其判处死刑几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另一种愿望——获得“赔偿”——能够实现么？答案不言自明。因为，从邱兴华的情况来看，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赔偿能力。正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我愿意赔，但是我没有钱。

　　试想，如果邱兴华最终被确认确实没有赔偿能力，那么被害人及其家庭必将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甚至于陷入悲惨境地。这显然也是一种严重的非正义。当然，这种被害人得不到赔偿的情况绝不是始现于此案。事实上，在包括“马加爵案”、河北

石家庄“3·１6”特大爆炸案等不少恶性案件中，这种情况曾反复出现。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司法现实。

　　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带有明显主观性。面对那些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得不到赔偿的现实，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说，各地大多都是用一种临时化的非常手段，来救助那些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比如，在“马加爵案”中，云南大学就从学校基金中拿出了一笔钱，来抚慰4位死者的家属。但这种做法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制度化的救济机制。因此，马加爵案件发生后，不少有识之士都曾呼吁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进行必要的救助。

　　笔者也认为，对于那些诸如杀人、强奸、爆炸等暴力性犯罪，如果被告人确实没有赔偿能力，国家就有责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给予适当的补偿。个中道理不言而喻。作为征税的主体，国家有责任保护每个国民不受犯罪的侵犯，而一个人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侵犯，就意味着国家没有保护好它的国民。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有赔偿责任，国家责任就可以得到豁免。但是，一旦出现被告人无力赔偿的情况，国家豁免权就应该终止。换句话说，在被害人不能获得赔偿时，国家就有责任对其进行抚慰。而且，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绝对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一个弱者在受到了犯罪侵犯后得不到任何的抚慰。否则，就容易滋生各种新的问题。如，被害者向犯罪者的转化，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等等。如果一个国家存在补偿制度，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抚慰被害人并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所以，在新西兰1963年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之后，英国、美国、法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德国、奥地利、芬兰、日本等许多国家都相继确立了这一制度。如今，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甚至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趋势。联合国通过的《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简称《宣言》)还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的对象、方式。甚至对于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宣言》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笔者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上确立国家补偿制度，明确补偿的对象、范围、条件、方式、数额等问题，并建立补偿的裁定机构和相应的程序。

　　但是，确立了国家补偿制度，是否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不仅是因为预期中的国家补偿制度在适用范围上的有限性(一般只限于暴力犯罪)，无法使所有被害人及其家庭得到抚慰，也是因为，国家补偿制度即使能够得以确立，其对被害人的抚慰可能也是相当有限的。且不要说对于那些国家明显有过错的国家赔偿案件中，那些被错误羁押的人要获得足额的赔偿目前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事实上，即使其能够获得赔偿，现行的赔偿标准也明显过低。我们知道，在曾经轰动一时的“处女嫖娼案”中，蒙冤的麻旦旦也仅仅获得了74.66元的赔偿金。连国家明显有过错的国家赔偿案件，标准都如此之低，那么，在那些国家没有直接过错的国家补偿案件中，标准又能高到哪里去呢？这个案例已足以说明，在时下的中国，仅靠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来抚慰被害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国家补偿制度之外，去发掘和探索其他能够弥补被害人及其家庭损失的可能渠道。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社会救助制度，使其成为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庭的一条重要途径。最终，通过各种制度，使得被害人及其家庭都能获得相应的补偿。

　　当然，这些预期中的制度，对于“邱兴华案”中的被害人而言，可能还比较遥远。但无论如何，在我们这个和谐共荣的社会里，总应该有一种声音、一种行动为被害人的利益而呼吁、而发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