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璜：外脑谋事与内脑成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军越过“三八”线后，迫切想了解中国下一步的真实意图和打算，于是委托老牌智囊机构——兰德公司调查分析此事。

　　兰德公司经过调研，得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结论，并附上一份长达300余页的报告，开价580万美元。美军认为开价太高而拒绝购买。直到败局已定，决定撤兵，才想起这份报告，后以280万美元买下。

　　这个故事究竟真实与否，已经无据可考，但智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智囊”一词是中国化的说法，意即“装主意的袋子”，代指谋士、幕僚、军师之类，为“主人”出主意的人。而在国外称为“智库”，又称思想库，就是储备和提供思想的“仓库”，主要指那些以政策性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府的研究机构。

　　在美国，智库是知识和权力结合的独特方式。在华盛顿特区，K街上集中了众多智库，这条街指向和贴近美国的政治中心区——国会山、白宫和许多政府部门，极具象征意义。

　　美国的智库类乎思想和智能上的政府外包服务商。在美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它和媒体类同，属于“第四权力”。在美国，最出名的智库有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

　　上述智库是非赢利独立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其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比较超脱于权力机构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但它又是为美国政府机构服务的，必须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这种安排也体现了美国的“制衡”政治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智库是美国学界和政界的“旋转门”，是学者仕途和高官退养的中转站。例如，现国务卿赖斯来自胡佛研究所，基辛格从政前曾在对外关系委员会治学多年。一些较为年轻的高官退出政坛后也来智库“养望”，以求东山再起。这里，是思想和权力的交汇互通之地。政府智囊团和公共意见领袖，往往是美国智库扮演的两个主要角色。

　　我国虽然有着悠久的“谋士”参政的传统，但对现代智囊机构的建设则远赶不上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经验决策”占据着一些政府官员的决策空间，往往会造成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加强了智囊团和智库的建设。1978年，为了借鉴“

　　建设智囊团和智库的目的，最终都要落实在决策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谋事最终是为了成事”。智囊和智库的主要功能是谋事、言事，但不会追求谋事必成，这不是它们的职能，它们也没有这种能力。而作为政府，其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才是成事的关键。至于如何进行决策，自不用我们去教决策者。但总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说，鉴于此，作为一个局外人，对智囊和决策者之间常出现的几个误区稍作一点提醒，也不是全无必要的。

　　其一是决策者有先入为主的作风。决策者由于过分自信，他不是先将某一问题交给智囊团进行分析，而是在自己做出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后，再交给智囊团进行实施论证，误将智囊团当作秘书机构来用。

　　其二是决策者心存排斥异己观念。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渗透着个人感情色彩，在进行咨询时，往往缺乏理性的思考，偏好一些合心合意的智囊机构，而对持相反意见的则加以排斥。

　　其三是决策者对智囊过分依赖。决策者懒于思考，又胆小怕事，或者本身素质低、能力差，遇事就将所有工作交给智囊机构，认为只要由智囊团分析出一个方案即可，言听计从，并无主见。

　　其四是对智囊求全责备。决策者常常认为智囊团既然是专门为决策者预测评估、出谋划策的，就应该提出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决策方案。

　　其实，智囊团归根结底也只是领导决策的“外脑”。成功的决策除要有“外脑”的参谋外，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内脑”的善断。“内脑”是决策的主体、根据，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处理好“谋”与“断”的关系，才是正确决策的保证。(记者 秦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