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民意最终要服从宪政原则

　　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广州将提高城市门槛的新闻，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网上也发生了激烈辩论。有关媒体通过各大知名网站进行的调查显示，7成广州本地网友赞成提高门槛，治安问题是网友赞同提高进入门槛的主要原因。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近6成全国网友则表示反对。无独有偶：媒体就郑州恢复暂住证的民意反应进行调查，近80％的外地人坚决反对，58％的郑州本地人则表

示赞成和支持。

　　这样的调查结果一点都不例外。人皆有恻隐之心，因而对于他人都会有程度不等的同情，尤其是对于弱者。不过，人对与己不相干者的同情，总是相当微弱的。比如，城市户籍市民通常会同情外来人员或者说新市民，尤其是在被城管等人员苛刻对待的时候。不过，市民对于这些新市民的同情终究是比较微弱的。假如这些新市民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比如，摆摊造成自己出行堵塞，户籍市民也许免不了会低声骂一句。假如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或者听媒体报道、官员报告相信，新市民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之治安构成了某种危害，从而降低了自己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同情心就会被嫌恶之情压倒。

　　这个时候，假如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或歧视新市民，很多甚至大多数市民都会表示赞成，即使不会公开表达出来。假如政府不出台这样的政策，甚至会有一些人士主动提出，并动员民意支持政府采取这种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采取限制外来人员、在同样的问题上对本市居民与外来人员区别对待的措施，看起来倒是顺应了民意。

　　然而，这种民意却是不能顺应的，因为，这种民意是不正当的。现代国家无不以人民主权作为其基本预设，人们也坚信，一个民主的政府应当顺应民意，以人民的意愿作为自己制定、执行法律、政策的唯一宗旨。这在通常情况下当然都没有错。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政府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政府的活动除了顺应民意，还需要合乎宪法，尤其是在涉及到民众的基本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不管是全体民众，还是部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

　　从根本上说，宪政不仅约束政府，也约束民众。现代各国制定宪法的重要意图中肯定有一条，就是把人民的一些根本自由与权利记录下来，不仅政府应当尊重这些自由，保障这些权利，政府也有责任约束人们相互尊重这些自由和权利，而不得以自己的利益为借口，要求政府用权力限制其他人的这些自由与权利。也就是说，这些自由与权利受到宪政保障，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随意侵害和限制。

　　具体到政府对待新市民的法规与政策，现行宪法尽管没有明确规定“迁徙自由”条款，但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也规定人们有劳动的权利，此即意味着，人们有在其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就业的权利。这种自由就业权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对此，任何一个城市政府都无权予以剥夺或限制；即使此一政策得到民意的支持，同样不能赋予该政策以合宪性和正当性，因为，一部分人没有权力限制或剥夺其他群体的自由就业权，公民在宪法上的权利不是通过一个地方的民意测验或者投票就可以决定存废的东西。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城市都出现这种本市户籍市民支持政府歧视新市民的现象，这导致某些官员谈起歧视政策似乎也振振有词。确实，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城市与乡村差别极大，因而，相对于乡村，城市户籍市民享有某些令人羡慕的福利。人皆有自私之心，某些城市户籍市民也会有形成某种群体的自私。比如挤公交车，自己上车之后就叫司机赶紧关门开车。

　　然而，假如人们不能抑制这种群体性自私，听任这种本能情感泛滥，最后的结果，将是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假如户籍市民可以要求政府歧视新市民，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市民是否也可以要求政府歧视教育程度低下的市民？有车一族是否也可以要求政府限制自行车一族出行？厂商是否可以要求政府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假如政府顺应所有这些民意，其结果将是所有人都成为被歧视者，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都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侵害。

　　因此，一个自由和有秩序的城市，不仅需要一套优良的城市治理体系，也需要市民们普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公民美德。这种公民美德的首要原则就是相互尊重彼此的自由，不因为自己一时的不便而企图借助权力限制或剥夺同胞的自由。事实上，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就已经揭示了这一公民美德的伦理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既然每个人自己都不愿被政府限制或剥夺就业的自由，那要求政府限制或剥夺他人的劳动就业自由就不可能是正当的。一个明理的公民会选择:忍受那一时的不便，从而让自己的自由不间接受到损害。

　　(作者系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