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从制度入手解决问题

　　把握事物的性质与特性，量变质变的方法是人们常用且非常有效的方法。头发一根一根的脱落，达到一定度，有头发的人就会变成秃头了；水温一度一度的下降，达到一定度，液态的水就会变成固态的水——冰；人的德行如果不注意细小的变化，就会小偷针大偷金等等。由此，事物量的变化达到一定度，必然引起质的变化；保持事物特定的质，需要十分注意可能带来质变的量的因素的微小变化；就成为我们把握事物性质及其变化趋势的基本原则。“积沙成塔、积流成河、防微杜渐、见微知著”等等词汇则成为我们把握事物性质及其变化

时经常使用的词汇。

　　然而，更多的事物，其性质、属性或整体特性的变化与保持，既不取决于构成要素量的增加或减少，也不取决于该事物所处环境的变化与发展，甚至与事物构成要素特定的素质并无太大的关联。积木游戏者以有限甚至相同的构件，可以组合成外观形态与整体特性截然不同的实物模型；同样由碳原子构成的炭黑金刚石与石墨，二者表现出的耐磨、抗压、柔韧度等整体特性却大不相同。形成它们之间差异与不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构成要素本身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事物构成要素相互联系、作用的结构及其方式：实物模型的不同，源于积木构件排列组合方式的区别；金刚石与石墨整体特性的差异，在于碳原子排列方式与结构的不同(金刚石碳原子分布均匀、结构紧密、形成一种无色透明外表为八面体的硬质晶体；石墨碳原子层与层之间的间距大、结构力弱、形成一种软质鳞片状晶体，其强度、塑性和韧性都等于零)。就社会事务来说，这样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同是由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为主体构成的社会建制：学校与军队，由于体制规则的不同，其整体特性亦大不相同。

　　何以如此？系统观点认为，系统要素间紧密的相互联系一旦超过系统要素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一种与环境或要素自身特性不同的系统整体特性，它是事物构成要素以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形成的，要素的孤立特性不能解释这种整体特性的差异。如果说质量互变原理，从事物构成要素量的变化达到一定度必定引起质的变化的角度，揭示了事物变化量与质的必然联系的话；那么系统方法(对社会事物而言，即制度的方法)，则从事物构成要素排列组合及相互作用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事物性质或者整体特性变化的角度，揭示和反映了事物结构与质的必然联系。

　　一、大学与军队何以具有不同的整体特性

　　大家知道，既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其实也就是社会体制，是社会事物或社会系统要素相互联系作用的方式、规则的总称。体制或者制度，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结构的规范化与法律化。有两个典型的社会体制系统或称社会建制，其构成要素基本相同，即组成这两个体制的成员在年龄上、文化素质上、行为方式上相差无几，但由这些成员构成的社会建制，其整体特性却大相径庭，这就是军队与大学。

　　军队可以看作是以军人为基本构成要素，以相应的法规、军规为基本组织原则和要素联系方式，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目的而建立和运行的社会关系结构整体(或称社会建制)；大学作为另一类性质的且社会目的追求不同的社会建制，其基本构成要素是大学生，教学、科研、学籍等一系列具体管理制度、规则是它的结构方式。

　　军队与大学的对比，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关系结构体现的整体特性的差异：军队以维护国家安全、完成战争任务为目标，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组织性、纪律性等整体特性。大学以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风格为宗旨，呈现出很强的独立性、自由性和民主性等整体特性；同样是由十七八岁年轻人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社会建制，何以具有如此不同的整体特性，原因恐怕只能从二者体制结构上的差异去寻找。

　　军队以严格的等级制、规范的行为方式、行为标准，建立起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认同既有的等级秩序和权威、无条件服从、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军队体制对其成员的起码要求。而统一的目标、统一的口令、统一的步伐、统一的起居生活与军事训练，构成军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大学则以相对平等的关系将教师与学生联系起来。有等级不承认等级，有权威但以挑战权威为荣；以追求知识、实现创新和发现为己任，自主选择专业方向、确定研究目标、收集研究所需要的资料，研究过程各自为战。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以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不同观点的交锋、碰撞、竞争，在宽容、民主的学术氛围中，寻求知识与创新是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从制度的约束力度来说，军规的严格性和对违规者制裁的严厉性超过任何社会制度结构。军队对军人从言谈举止到衣食住行，日常训练到执行任务，均有明确规范的制度要求。其对违规者的处罚，有处分、禁闭、鞭笞、判刑直至剥夺违规者的生命等众多手段。大学体制除了学籍、专业、学分和听课等基本的规范外，对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方式、生活作风及课余活动均未作特别的要求。其对违规者的处罚，除了批评、给予低分、不予毕业、开除外，亦未有更强有力的制度约束。言行规范的普遍性如何，反映了成员行为受约束广泛程度的差异。普遍的规范产生普遍的统一与协调，局部、个别的规范产生局部个别的统一与协调；违规处罚力度的差异，影响人们对待规范的态度和执行规范的彻底性严格性，强有力的约束性与高度的统一性，是保证组织力量、体现组织整体性的关键。而较弱的约束性、较少的统一性，则是形成组织自由性、组织成员特殊性的前提。对军队来说，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使命胜于生命，才能攻无不破战无不胜；对大学而言，自定目标、较少约束、独辟蹊径，视创新为生命，才能真正发挥创造性，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做出新发现。

　　社会建制一般通过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的作用，使其成员真正具备体现各自整体特性所必需的个体素质。对军人而言，坚定的意志，是通过艰苦甚至于残酷的训练、演习、实战培养起来的；整齐划一的步伐、万众一心的观念，是通过千百次瞄准标尺的训练、对照标准的割舍，剔除了无数的个体差异，纠正了众多不合规范不入大流的行为后才形成的。同样，对大学生来说，挑战权威的胆识，放荡不羁的性格，也是通过无数次成功的激励和激烈竞争的磨练才得以培养起来。换句话说，正是体制因素，使得合格的大学生与合格的军人之间，有了个体素质与思想观念上的差别。前者等级观念弱而民主观念强，团队精神弱而独立性强，服从意识弱挑战意识强，不善循规蹈矩而长于标新立异，后者则恰恰相反。

　　由社会建制结构方式的不同带来的社会建制整体特性与个体素质的差异，是不能由构成要素的基质属性与社会建制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的。入伍前的军人同入学前的大学生，在思想文化道德等等素质方面即使存在差距，亦非天壤之别。美国人同非洲人在文化素质、道德观念等方面肯定存在诸多差异，但美国人的军队同非洲人的军队，其整体特性的差异并不大。即便组建两支个体文化素质迥然不同的军队，一支以大学生为基本成员组成，另一支以小学生为基本成员构成，相信两支军队的整体特性亦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就环境因素来说，军队可能处于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也可能处于封闭专制的社会环境下；可能活动于和平安宁、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上，也可能处于激烈对抗、秩序紊乱、战争或者抗震救灾的严酷环境中；大学可能同样如此。然而，同样的环境，二者的不同整体特性依旧不同；环境的改变，二者特有的整体特性依然未能随之改变。

　　依照系统理论，不同社会建制表现出不同的整体特性与功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系统是这样一种构成物，其中要素间的内部联系大于外界对构成物的作用”[1]，因此就事物的整体性质而言，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相互作用方式具有决定的意义，而构成要素自身的特性及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则是次要的，此其一；其二，“系统积极地影响自己的要素，按照自己的本质改造它们。结果，原来的要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失去了某些在进入系统之前曾具有的性质，获得了新的性质，而且保留下来的旧质也得到了改造[2]。”

　　当然，大学与军队，两种社会建制特有的整体特性及其对所属成员不同的素质要求，也是二者不同的社会使命使然。离开高度的整体性，严格的纪律性，森严的等级性，没有以服从为天职的观念，军队实现其宗旨所必备的战斗力就会失去制度基础；同样，离开挑战权威的勇气、平等与自由竞争的环境，创新创造何以产生？创造力何以塑造？教育家怀特海说过，“一所大学的特有功能就是运用想象力去获得知识。……想象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曾这样说，“大学应始终贯彻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谁要想找一位领导者，就不该进入大学的世界，真正的大学生能主动的替自己定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并且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3]

　　二、从制度入手解决社会问题

　　从社会建制结构方式与体制规则出发，寻求社会现象、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将社会现象、问题看成是既定社会建制整体特性的表现，看成是以一定方式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的产物。我们知道，人民公社体制除了呈现出种植品种、经营管理、劳动方式的统一性，收入分配的平均化等等特性外，更表现出经营决策的不灵活，生产作业的形式主义，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低落，经营结果的低产出低效益等等特性。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其实都是公社化生产关系体制结构带来的，是公社化体制整体特性的表现。农业生产由于周期长，受气候影响大，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物体，加之我国农业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这一切决定了高度集中的生产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决定了阶段性作业、投入与最终收益相脱离的不合理性。传统农业在任何地方都少见集中人员、分工协作、规范作业的工厂化管理，就是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农业，家庭农场(扩大了的家庭承包)依然是其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这一点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有着深刻的联系。人民公社体制结构违背了这些最一般的经验，因而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权，自然带来决策的统一性与决策调整的滞后性，人海战术与单项作业的承包，必定导致劳动管理的复杂性；按劳动时间或按完成作业量、甚而言之按劳动态度实施收入分配的制度，必然使得只顾眼前评分、不管最终收成的花架子作风大行其道；不断的评分和评分难以做到十分公平的后果，必然挫伤扎扎实实劳动者的积极性。

　　如何解决公社化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呢？提高劳动者素质成为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然而实践证明这方法效果不佳。文革时期，尽管动用了那样多行政的思想教育的手段，费了那样大的气力来提高社员的觉悟和劳动积极性，其结果依然是：上班磨洋工、下班打冲锋，生产自觉性差，私字严重。表现在生产结果上的就是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低产量，农业经济的低效益。可以想见，在旧的农业生产关系体制下，即使将公社成员由素质、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全部换成素质、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也依然改变不了问题的性质。上山下乡的实践中，知识青年的农业生产力并不比农民大叔的生产力水平高，说明了这一点。改变相关的外部环境，是人们经常采取的另一种方法。应该说，改革前经过大量投入和艰苦不懈的努力，农村的水利设施与土地平整状况等基础性自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市场限制政策，完全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等，为公社化体制的存在与有效运行，创造近乎不受干扰的社会环境。但是，有利的环境与环境因素并未能解决相关的问题。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农业责任制实行的当年或其后两三年，应该说农村的自然、社会环境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个体素质与道德水准亦未有根本的改变。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品与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乃至整个国家农业生产的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农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固然与农产品价格的调整有关。但新的责任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与劳动热情高涨，农产品产量剧增，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体制。先是联产计酬、承包到组、产量盈利分成，继而包产到户，而不少不贫困地区则干脆就是直接土地承包到户，实行大包干。正是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劳动态度、方式与生产积极性，后者又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

　　体制问题其实只有通过体制结构的调整才能得到解决。体育运动协会为了提高某一运动项目的观赏性，或者为了减少比赛中可能造成的人体伤害，往往借助于运动规则的调整与改革。在政治经济领域，一定社会关系结构模式的调整与改革，对于相关社会弊病的消除与体制功能的改善，亦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农业生产关系模式的调整，确切的说大包干责任制的实行，所以能一举解决公社化体制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依靠的不是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强化公社主任或生产队长的责任心、计划性，增强工分评定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而是依靠改变农民与土地联系的社会方式，使农民拥有土地投入、种植品种、技术应用、栽培方式、成果经营等多方面的选择权与决定权，依靠的是改变分配制度，使生产者的经济收入与土地经营的最终效益直接挂钩，等制度性措施。正是这一系列改变生产关系体制模式的制度性措施的采取，或者说正是由于人民公社体制变革为大包干体制，旧的农业生产关系体制存在的劳动的集中性、统一性，收入分配的平均性，经营成果的低效益性等诸多体制特性，才最终被新体制管理决策的灵活性，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经营结果的效益性等，崭新的体制特性所取代。

　　改变体制结构的方法所以会在社会弊端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起关键作用，乃是因为体制的特性并不是个体特性的机械相加，或者说个体的特性并不等于整体的特性。系统哲学家拉兹洛说过，“……并不是只有个性才决定在个人相互作用时产生的秩序的性质。社会系统并不仅仅反映其成员的特性；不自私的个人不一定就能缔造不自私的社会，就象没有攻击性的个人并不一定能缔造和平的社会一样。”[4]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本质有深刻认识的人们都明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无论换成谁，都不可能根除剥削现象。因为，资本家追求剩金价值的生产目的，资本家在生产中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狭隘性，不是资本家个人品质所能决定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结构必然产物。

　　就人性与体制的关系而言，甚至可以说，人性本身也是特定体制的产物。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中表现出的“人性”特征，不论是唯利是图还是冷酷无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塑造和支配的结果。不是资本家的“人性”弱点，造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特性及其弊端，相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塑造了符合其体制需要的资本家人格。“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家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当把资本家使自己致富的本性同守财奴的本性比较时，他强调了下述事实：‘在货币储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的一个主动论罢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加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个资本家’。”[5]

　　波谱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也曾写到：“‘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6]在表明其新世界观的提纲中，马克思亦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此外，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全篇论述和分析的均是资本主义体制结构的特性及其弊端，涉及到体制结构中个人的作用和影响时，马克思的解释可以看作是对“相对于体制的作用而言个人作用仅具有从属性”的观点的认同。他说：“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8]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诸多体制弊端呢？靠提高资本家个人的道德文化素质？靠提高劳动者或者工人的思想觉悟？靠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舆论环境？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不得要领、事半功倍的，也是治标不治本的。马克思的方案是：改变旧有的占有性质，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体制，从而根本上铲除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造就的诸多社会弊端。

　　注释：

　　[1][2]阿法纳西耶夫：《社会、系统性、认识与管理》，第20页，第15页。

　　[3]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年一期第178页

　　[4]E.拉兹洛：《世界系统面临得分叉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年10月版，第55页。

　　[5]转引自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89年9月版，第139页。

　　[6]K.波谱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87年7月版，第126页。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8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