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觅剑：抑制工业用地的低成本

　　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国土资源部近日发布了《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这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31号文)的配套文件之一。31号文主要针对两个问题，一是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低成本工业用地过度扩张；二是部分地区压低征地补偿费用，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制定全国统一的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可以对工业用地的低成本过度

扩张起到直接的抑制作用，同时可以间接地保护农民权益——土地出让总价提高之后，农民拿到的补偿费用也可望水涨船高。

　　由此可见，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标准的基本框架(土地等别和征收标准)是在1999年时确定的。但这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地区之间的发展又不太平衡，那就可能出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与某些地区土地现状不相符。比如，珠海和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其市区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级为四等，而佛山和

　　实际上，土地有偿使用费的等别划定和征收标准都有重新调整的必要。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出台之后，将成为确定基准地价的重要指标。这次发布了最低价标准之后，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的计算需要进一步细化。根据31号文的精神，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应该包括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等三部分，土地有偿使用费属于相关费用。以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倍数计算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虽然可能使工业用地的总价得到提高，但并不能保证其他两部分成本一定得到补偿。土地征用中存在着前述两个问题，表面看是因为地价太低，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各方面的收益和成本不对等，一些地方政府获得的短期利益，部分来自于压低农民补偿费、减少耕地保护费用等方面。

　　因此，也不能单靠提高工业用地的总价，而是要让各方面的收益与成本对等，将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相关费用等计算清楚，然后再加总得到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其中的前提和关键在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

　　同时，还要在收支管理上保证土地收益切实地用于弥补各方面的成本，优先地将其用于补偿农民、耕地保护、城市建设，剩下的部分才能转化为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收入。规范了收支管理之后，如果各方面的成本都得到了弥补，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在土地方面给予企业适当的优惠，也是合理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