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尊重媒体的权利 它不是仆从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0日02:18 中国青年报

      作者:鄢烈山  

  要渐进要改良要互动,就要有双方的妥协和容忍,多些尊重理解,少些对立

  官方(党政机关等权力部门和官员)能否与媒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应该可以。官媒并非猫鼠般有你无我地对立(当然官员中有劣迹要捂的腐败分子除外)。如果双方都以客观现实和民意为立身之本,大目标都是为了民富国强,即便有分殊歧异之时,也是不同角色的相反相成。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从浙江调粤之初,南方报业有不少同事心中无底,对南方报业还能不能领先全国传媒界不无疑虑。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南方报业的锐气未减。近日报道称,张德江在两会结束时“由衷地赞叹”“广东新闻工作者特别能干”,提出经济强省也要做传媒强省。这可以算作官媒良性互动的一个例证。

  毋庸讳言,我国的民主法治还在建设中,甚至经济领域市场取向的改革,也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因而还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官媒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在“官”。因此,官媒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特别是官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尊重媒体的权利,不能把媒体当仆从或工具。

  关于这一点,温家宝总理3月16日答中外记者问时讲得非常透彻:“必须懂得一个真理,这就是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必评功摆好。”官员懂得了这些民主宪政的基本常识,就不会跳不出官贵民贱的古老思维,傲慢地对待媒体,就不会将媒体的批评质疑性言论看作大不敬,不会将调查揭露性报道看作是破坏安定团结的“添乱”,就不会要求媒体歌功颂德大做摆“政绩”的文章。

  说到底,媒体的责任是要报道和追寻社会真相,是要给民意表达提供一种平台和渠道,支撑媒体、使它们有力量自立于世的是源于事实和民意的公信力。不难想象,炮制“彭水诗案”的县委书记,宣称要让在网上发帖暴露本校黑幕的教师“害怕”的湖北省随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的胡科长,这种旧式民“主”的官员会怎样对待治下的媒体。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网络)这种新型媒体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利用这种方式也能够广泛了解民意。因为执政者只有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如果现在一些领导还不是很熟悉它,应该要学习,如果里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接受挑战,那是领导应该接受的挑战。”

  张春贤讲这番话的心理基础之一,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对网友们的尊重和信任”。是的,尊重和信任是密切相关的。而我特别欣赏他这段话中领导应该接受挑战的说法。不少领导长期以来习惯了发号施令和要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确实很不习惯于平等交流。政府要从管治型转变为服务型,必须从与民众和媒体平等交流开始。比如,党政机关的新闻发布会,肯定要习惯于记者和听众提出些“刁钻古怪”的疑问,没有平等的态度行吗?从对老百姓居高临下的训话(指示)转变到平等对话,对许多官员确是一场艰巨的挑战。

  这就由互相尊重说到互相理解了。虽然媒体的功能之一是代老百姓发声,媒体的力量来自舆论可以形成对执政者的政治压力,但媒体也要“理解”官员的“苦处”:一是不抱太高的希望,给他们转变观点和作风一段时间;二是体察我们的“国情”,不仅尊重官员的人格(人性都有同样的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们的利益。“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要渐进要改良要互动,就要有双方的妥协和容忍,否则互相敌视,就只有用暴力解决了,而这是不为我们所取的旧思维。

  我这点感想来自现任贵州省长林树森同志两次对记者的谈话。原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他对广州的媒体颇有不满,在怒斥媒体“炒作”广州的治安问题时说,什么“砍手党”、“飞车党”、“背包党”,广州有这样的“党”吗?这次两会期间,他又约见广东记者,反驳性地说“有的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房价那么高是媒体炒来炒去炒出来的”。已有不少人指出,他的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但其中表达的不满和不公平感,我能够理解。

  说实话,在广州主政确实不容易。其实一些问题在别的地方同样存在,如林树森所说,“关键是别的地方不报道,就显得广州最差了。”(《南方都市报》3月12日)这个话我完全相信是事实。广州以其毗邻港澳,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向那边报料,什么都想捂办不到。何况广州报业发达,竞争又那么激烈,广州市官员承受的新闻监督压力确实比外省市大许多。

  官媒多些互相理解就多些互相包容少些对立情绪,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法治渐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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