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分私分明又一例

　　作者: 谢 泳

　　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

　　新思想旧习惯

　　我平时看书，见到公私分明的故事，都很留意。在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偏见，不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老共产党员，无论左右，在个人私德方面，凡能做到公私分明者，我以为都很令人尊敬。

　　我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把中国传统中的公私界线搞乱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私观念极不清晰。现在有了物权法，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会好一些，但现在中国一般公职人员中，确实是没有公私观念。在政府人员方面，现在从高到低，招待方面的费用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私不分。凡来人请客，不问公私，都是公家花钱，私人用车，更是公私一体，而且先私后公。公家的财富，在公职人员的眼中，其实不是财富，能花则花。社会上层，我不清楚，但省级以下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比如现在县级公务员的收入较低，如果按制度化的收入评价，他们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中国的

公务员层级过多，一般公职人员，一生中正常的升迁，很难超过两次。这两次，如果起点在中央，至少是厅级：到省至少是处级?鸦在县至少是科级。而且其升迁的难易程度，上下恰好是反比例关系，越往上越易，越往下越难。在中央工作退休的人员，很少不享受厅级待遇的，在省工作的基本没有不享受处级待遇，而在县级工作的，能享受到科级待遇者很少。因为这个现实很难依靠个人努力改变，所以公私不分就成为一种现状，越往下越明显，现在县一级工作的公务人员，基本是在一种完全没有公私界线的生活中，除了住房一项尚有界线外，其他早已公私一体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极高，当然主要是制度原因，但也有些是个人道德造成的，因为凡老实人吃亏，基本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铁律，凡公家的便宜，一定要占尽。这种现象计划经济时代有之，但于今为烈。

　　抗战时期，胡适做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秋天离任。胡适回国前，收到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信，信中说：“有何需助，务请随时见告”。那个年代，社会清流对孔宋两家印象都不好，胡适也不例外，他曾在一封给陈布雷的信中直接表示过。但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有一件事对孔祥熙印象极好，就是因为当时向美国借款，主要靠的是银行家陈光甫，而孔祥熙非常配合陈光甫。胡适收到孔祥熙信后，回信说：“承问需助否，至感。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二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归国川资已请部照发，乞释念。前经管之宣传费下，亦尚有余款，俟将未了各项结束后，当详报。”《中华民国史料资料丛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三辑，中华书局，1978年)

　　一般人都明白衣食足而知廉耻的道理，但过了这个阶段，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树立公私观念呢？特别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