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冰点：忧思大学

    刘东

　　(一)

　　审读几部忧患当代大学命运的译稿时，偏偏赶上国家电视台的哪个频道，也正连篇累牍地播放着宣传国外知名学府的系列节目——照例是一路的天花乱坠，仿佛下界仰望着天国。

　　这种漫无边际的追捧，首先引起我关注的还不是它那骨子里迎合了强烈牟利动机的“学店”做派，而是装潢在其表面的、很少引起公众怀疑的神圣性。就冲这种煞有介事的神圣性，我简直有些不忍地念及：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时代、这个无所遮蔽的世道，就别再去撕破家长们仅存的虔诚了吧？试想，除了大学、重点大学乃至于海外著名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现代殿堂，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庄严的所在，来砥砺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我甚至还愿意宽容地理解：在大众的心理中，大学这般地受到迷信，又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维度中，曾经充填了少年时代的童稚幻想，还更因其在现实的层面中，往往构成了人生履历的实际转折。借助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跟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龙门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从此好官得做，骏马任骑。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们，天然地就会充当母校的终身粉丝，这里既有心理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学的考量。

　　要是事情仅限于此，一切都还算罢了。不过，要是这类神话并非来自大众传媒，而是来自我们学院的内部，把一个寻常吃喝拉撒的所在，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庙堂，那就叫人很难忍受了。正好比遭遇到一位私心过重的寺院住持，老在那里不遗余力地公关，煽动别人往自己的荷包里进香。尤其是，一旦谈到海外的名牌大学，最怕的就是那些学成(甚至半成)归来的留学生，学着母校招生手册的宣传口径，把别人的往好里说也只是指望将来能够实现的目标，鼓吹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由此一来，仅仅因为个别人物对于蝇头小利的贪图，而揣着明白装糊涂，整个的改革方向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孩子们长大后自会晓得：即使出息成了大学教授，也很难一味清高地过活，仍要身陷于章鱼吸盘般的体制中，仍要属于吃拿官饷的工薪阶层。由此说来，如果只从利己的立场算计，既然在俗常的神话中，这高楼深院已被说得仙境一般，那么索性假冒一回得道的神仙，而乐得自在快活，又有何妨？正是缘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书市上，到处都充斥着宣扬大学之道、大学理念、大学作为之类的豪迈图书。那些作者的口气，总显得那么成竹在胸——把胸口挺得满满当当，连半点儿困惑也装不下了！

　　然而，尽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总还要保留以批判为业的一面罢？否则这个阶层就会彻底沦为社会的盲肠，就会变得生不如死。正因为这一点，只要稍微环顾一下海外的书市，我们就不难发现，恰恰是围绕着作为大众神话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国际知名学府，我们的海外同行，反而发出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标题原为《我们未尽潜能的学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没承想这本书的中译本，或是受思想惯性的制约，又把它硬改成《回归大学之道》，不光连一个字都没有对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层检讨的意思，粉饰得干干净净，足见所谓“大学之道”的套话，竟是何等的顽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误导！

　　我们在国外的同行，并没有习惯于这么可着劲儿自吹。恰恰相反，他们干脆就耻于宣喻什么“大学之道”，而宁可“卖瓜的不说瓜甜”，径直表达出心中的“大学之忧”。说到这里，我们就真该相互对照一下了：究竟哪边的情况才稍属正常一点？总听见人们嚷嚷着，要学习国际先进文化，要争创国际一流大学，怎么没见到先在广开言路方面，引进一点国外校园里不可或缺的活跃风气？

　　幸而，我们在思想的宽容度上，总算还保有一个例外——那还要数我目前任教的这所学校。拜民初流传下来的(虽已相当残缺的)传统之赐，如今大约也只有在这所学校里，要是你果真感到了刺痛，才敢扯着嗓子真把伤害给喊出来。眼下回想起来，6年前那场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看似“说了也白说 ”，却并不是毫无遗产的：它就此激活了有关大学命运的普遍忧思。以往，大学里的种种规则和潜规则，打我们来此求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视作了天经地义，正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后来毕生留存于此，做了一辈子的学术研究，大家好像也未曾想到，要把它本身当做批判研究的对象。可自那以后，正如只有在严重污染的大气中，周遭的空气才更被关切一样，人们逐渐被惊醒了——发现必须睁大眼睛，去警惕种种恣意乱来的改革！

　　真的，当今多数的败家行为，都是打着“改革”旗号来进行的。这不由使人回想起，其实当年把reform一词译成“改良”时，这个字眼还受到过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可晚近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这个词的中文对称，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只能意味着“改良”或“改好”。而殊不知，所谓reform，无非意味着人为追求的某种“变迁”，其本身并不曾蕴含价值前提。所以，如果从其历史后效来判断，人们的“改革”行为，的确是既有可能“ 改良”，也有可能“改坏”和“改劣”的。说穿了，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或者更有甚者，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下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是完全有可能“摸着石头过不了河”的！

　　我曾撰写过一篇《保护大学生态》，因为忍不住要向人们提醒：决不可只顾兜售经济学的“丛林原则”，而毒化了校园里超越功利的研讨氛围。

　　还是那位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他曾经当做黑色幽默构想出来一串噩梦：

　　当我请求至少可以解决我们的财政困难的方案时，我的金融家校友带回给我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说，我应当允许各公司(出价)在哈佛做广告，将公司的标识打上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教室里张贴广告，在商学院的工作日程中向入学学生进行推销，并把经商活动囊括到我们所有的电视或网络课程中。我由于害怕引起资深教授造反而回绝了这项建议，我的财务顾问对此显然很恼怒。不过，第二天夜里他又回来了，带来了一个最终的建议，以免我由于未能及时还贷而在公众面前丢脸。他说，我只需这么做——同意取消最后100名哈佛本科生的入学资格，改把它们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如今翻着往日留下的书签去检索这段引文，我才发觉，在我们大家的日常经验中，沿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噩梦和现实的边界已经相当模糊了，比如前些时爆出的浙大教授包伟民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的故事，其荒唐的程度就绝对不下于这个噩梦。

　　(二)

　　在《保护大学生态》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表达过某种守旧情调：“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北大)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

　　的确，怀旧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力量，例如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在这所校园里提到蔡元培的名字，都至少会感到一种制衡。不过，此后的事态发展，以及伴随着这些事态而来的、不厌其烦却又于事无补的老生常谈，却又在另一方面提醒了我——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陷阱：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哪怕姿态最激进的学者，都会随手掏出一套喋喋不休的怀旧说辞来，似乎这种教育机构最初在理性的设计下，确曾享有过某种莫须有的黄金岁月，而此后便只能是无可挽回的堕落了。

　　尤其在所谓“大学理念”的问题上，情况更加严重。大家早已见惯不怪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从没把自由主义价值放在眼里的学者，也马上要祭起所谓 liberal education 的大旗，而忘了无论借着它的历史语境而把这个英文表达发挥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其实都掩盖不了它最原初最结实的本意——“自由教育”。同样讽刺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最反感抗拒西方霸权的学者，也马上要端出约翰·纽曼的“大学理念”来，而忘了那位英国红衣主教原本只认定大学的使命是要在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之内提供知识，故而预埋了强烈而褊狭的西方文化之根。“ 文明”对纽曼而言，几乎没有超出地中海世界的疆域与文化。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 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正因为这样，必须警惕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一旦谈论起大学，总是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变应万变——误以为只要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略加寻索，就准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预制好的万应良药来；甚至，即使很显然当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把那些理念弃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剑地认为：只要能坚持表现得比西方还要西方，就一定会医治好当代中国的大学。

　　就像一个黑漆漆的三岔口，人们甚至都不打算弄清挑战来自何方，就摆出招式伸出拳脚想要应战。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再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这样隔靴搔痒的空疏议论，姑妄听之也就罢了，要是真想用来祛疾伐病，那还不耽误了大事！

　　(三)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从事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红衣主教纽曼写道，一个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赞成“博雅知识”(liberal knowledge)，说有用的知识是“一堆糟粕”。

　　这种高雅的信条对我们来说，尽管从未普遍施行过，却是最为耳熟能详的。我们甚至不难猜想，当蔡元培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时，当他认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时，当他把原属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学时，我们的老校长心中念兹在兹的，大体上也正是类似的理念。也许正因为这样，如今在坊间才会到处都在复述它的教义，觉得这反正是最不会出错的。然而却没想到，克尔旋即就向我们指出，恰在纽曼以其熟知的牛津大学为底本，美轮美奂地描绘着大学的英国模式的同时，这种模式实则已经行将被德国模式覆盖了：

　　很清楚，1930年时“大学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的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成为大学，出现新的系科；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出现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图书馆；把进行思索的哲学家变成实验室里或者图书馆书库里的研究者；从专业人员手里取来的药物交给科学家之手；等等。不是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门家。在弗莱克纳斯的话里，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你愿意坚守原有的价值，当然有理由指斥这种变异，认为它不是上升反而是坠落，偏离了通识教育的树人方向。不过，历史无可争辩的另一面却是，德国的国力居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正如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当中国着手放弃那个迟至十八世纪仍被西方人看做是使中国成为教化大国和启蒙先锋的古代科举制度的时候，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顶尖大学都在德国，它们是德国十九世纪伟大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

　　尤有甚者，历史之江河日下的变化速率，还有更加教人瞠目结舌的：接下来克尔又笔锋一转，充满戏剧性地指出——“正当弗莱克斯纳写到‘现代大学’的时候，它却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学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学曾经玷污牛津大学的灵魂那样！”

　　到了1930年，美国的大学已经远远脱离了弗莱克斯纳的“以文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有坚实专科学院(在美国主要是医学院和法学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它们正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大学”——所谓“真正的大学”，弗莱克斯纳指的是“一种以崇高的、明确的宗旨和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位特点的机体。当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写到“现代大学”时，现代大学已经几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那样。历史发展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古代经典和神学以及德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能为真正现代的大学——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定下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