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这是一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祖国颂歌。1993年，这首题为《歌唱祖国》的歌曲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08年8月8日，在第29届奥运会上，林妙可小朋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令无数炎黄子孙热泪盈眶！

　　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2007年10月17日，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王先生去世的消息，题目就是“《歌唱祖国》作者王莘与世长辞”。然而，在天津音乐界的“老人”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2008年第9期的《中华魂》杂志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天津音乐界“老人”张学新的一篇署名文章，掀开了这段隐衷的一个角落。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

　　张学新在这篇文章中说：“王莘经常说，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这话有一定道理。据我所知，1950年作家鲍昌也在天津音工团工作，国庆节前，写了两首歌词，一首《祖国之歌》，由肖云翔作曲，并制成唱片。另一首《歌唱祖国》，王莘由北京回来，拿去做参考。王莘写完《歌唱祖国》，关于词作者如何署名，征求鲍昌意见时，鲍昌看了歌词说：‘你全改了，已经不是我的歌词，不要给我署名。’(据王莘后来跟我说，歌词中只使用了鲍昌的形容词‘亲爱的’)。于是，王莘送给《天津日报》的歌篇中，只好署‘王莘作’。王莘希望国庆节刊出，那时《天津日报》版面紧张，未能发表，将排版校样退还王莘，天津音协负责人孟波与张恒看了《歌唱祖国》校样，认为写得很好，决定在他们编辑的《大众歌选》第三集头条发表，经《大众歌选》正式发表，在全国发行，又经天津音工团演唱、广播，《歌唱祖国》在许多地方传唱起来。

　　“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要求除国歌外，全国人民要普遍学唱《歌唱祖国》与《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在国庆节时，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报纸用半版篇幅刊登了这两首歌曲。”

　　“这年10月号《人民文学》当做诗歌还发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国》的歌词，字句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歌曲完全一样。文化部通知中特别说明，《歌唱祖国》‘歌词有几处修改’。……那么，是谁修改的呢？据说是大诗人艾青所改。”“1954年王莘就写道：‘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这个大段的叙述很有些特殊。首先，作者张学新是王莘的老战友、老朋友，作为天津音乐界的老同志，张学新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此外，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细节的敏感。他在文章发表后特意发传真给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后人，并附注：“看后可转交鲍昌的儿子，意见告知。”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50多年了，这里涉及的“作者”王莘、鲍昌、艾青也都已作古。正因为这首当代中国音乐经典已经传唱光大，没有谁、也没有什么必要非得站出来与王莘先生争夺什么“权益”，所以，这件事倒成了我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界生态的一个特殊标本。

　　张学新在这里引出了关于鲍昌和艾青介入歌词创作的说法，这与近年来的说法完全不同。新华社2007年10月15日播发的题为《王莘与〈歌唱祖国〉》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莘也担任了天津音乐工作团(天津歌舞团的前身)团长，在天津市音乐工作战线上继续奋斗。……他下决心，要写一首歌唱祖国的作品，用以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在1949年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他不停地探索着，写作着。

　　“正因为王莘孜孜不倦的探索，灵感终于来了！ ”

　　“1950年9月的一天上午，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去北京采购铜管乐器，准备为庆祝新中国的第二个国庆搞一个气势恢弘的音乐会。他从战友文工团的临时住处走出后，路过天安门广场，只见这里已充满节日气氛，蓝天白云之下的天安门已装饰一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此时，正好有一队少先队员走来，他们吹着小号，打着鼓，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显然是为迎接国庆节游行而在排练。这一幅美好的情景让王莘怦然心动，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庆祝国庆节检阅的场面：红旗如海，游行队伍热烈地向天安门高呼‘毛主席万岁’。此情此景使王莘心中突然产生了创作灵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声脱口而出。

　　“迎着夕阳，王莘边走边哼唱着上了回天津的火车，人们还以为上来个疯子。王莘挤了个座，在火车轮子有规律的隆叫声中，哼唱着、写着新歌的词曲。到夜里4点多钟下车时，这支颇有进行曲韵味的新歌已基本成形。

　　“回到家中的王莘十分兴奋，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王惠芬，说我终于写出来了，边说边给王惠芬哼唱，已近临产的王惠芬也顾不得腹内疼痛和疲乏，跟着王莘一起唱起来，越唱声音越高，越唱越高兴，并连夜一气呵成了歌曲的第二、三段歌词。他们觉得，这首歌唱祖国的歌表达了他们对新中国的全部热爱之情。

　　“天亮了，被王莘命名为《歌唱祖国》的歌曲也问世了。第二天便拿到天津音乐工作团总部，把词曲交给钢琴手靳凯华和男高音王巍弹唱。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同志们听后，都反映这首歌唱着带劲，演奏起来也很有气势。尤其这一作品还借鉴了许多西洋音乐的手法，是王莘音乐上的一大突破。”

　　显然，在这个关于创作过程的通行版本中，《歌唱祖国》完全是个人创作，丝毫也找不到“群众集体创作”的影子，更没有他人的介入。那么，作为王莘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莘歌曲创作的合作者，而且是王莘创作经历的重要解说者，张学新先生这番“群众集体创作”的强调，就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何况他还特意要求将这篇文章“转交鲍昌的儿子”！

　　“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

　　那么，鲍昌究竟在这首歌词的创作中起过什么作用呢？

　　鲍昌先生生前最后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在1949年，19岁的他不过是刚刚入党两年的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办公室秘书。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当年鲍昌与王莘等人到北京办事(一说是买乐器)，在列车上，鲍昌心有所感，就将一个没有香烟的烟盒拆开，反过来，很快地写下了歌唱祖国的第一段歌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他写完给王莘看，王莘很满意，就决定谱写成曲。可是在谱曲时觉得仅仅一段很单薄，他就补写了两段，并加上了副歌歌词。”

　　天津作家吴若增先生在《中国作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闲话鲍昌》的报告文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鲍昌一生的经历。在这篇显然采访过本人、按规矩一定会给本人看后再发表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1949年4月，《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我的母亲》，那是他用母亲来比喻党的一首民歌体诗。紧接着，他写诗，写歌词，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一发不可收拾。他写过一首歌词，开头的句子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这篇文章在1986年初夏发表，《中国作家》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鲍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因此他是不会看不到此文的，更不可能允许作者在这样为人熟悉的作品中杜撰。因此，我认为，这段叙述只有一个来源，就是鲍昌本人！但文章的委婉与分寸说明，鲍也确实并不想张扬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