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本应是地方宣传的联络官，他应该成为各类媒体记者的好朋友，借助各类媒体来宣传报道本地，但在鱼龙混杂的媒体记者的要挟骚扰下，他们中不少人变成了“谈判家”和“消防队员”。

　　文/本刊记者 华山

　　新闻科长成了“谈判家”

　　“我原以为做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能实现我的新闻理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来我被各类记者弄得焦头烂额。”四川某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李直(应采访对象要求，使用化名)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大倒苦水。

　　李直担任新闻科长快两年了，他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成了“谈判家”的角色，这绝非他的本意，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在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前，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到各类媒体传真来的有关该县存在问题的采访稿件，这些记者往往在李直收到稿件后打来电话，“洽谈”不曝光的交换条件。

　　“我经常与各类记者谈交换条件，这些所谓的记者有的持有正规记者证，有的没有正规记者证，但有媒体发的工作证和采访证，他们往往拿着采访到的我们县的问题材料，要我们核实并做出解释。如果我们承认确有其事，他们就会提出要求：要么曝光，要么拿钱做广告或者直接把钱给记者个人，有的要求订一定数量的报纸和杂志。”李直苦笑着告诉记者，“我尽量给他们解释原因，能不曝光的就不要曝光，实在不行的也只有拿钱消灾，因为我们部长(指宣传部长)给我下的指示是‘把对方搞定，不要出现负面报道’。”

　　一次，某“国”字号媒体驻四川记者站得到爆料说该县某镇一企业占用了耕地，顿时如获至宝，“高度的新闻敏感性”驱使这个记者站一名记者赶到现场，一番辛苦的“采访”加“摄影”，把采访材料弄得扎扎实实的，然后找到这个乡镇的镇长，质问道：“这个问题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你看怎么办吧！占用耕地是违反国家土地政策的大事，如果我们报道出来，你的乌纱帽肯定是没有了。”镇长平时就很少见到记者，中央级媒体记者更是难以见到，一看到这个架势，顿时慌了神，一个劲地承认错误，并表示很快会整改。这个记者见镇长“不开窍”，就提醒他说：“我会把采访材料送给你们县委宣传部，看他们怎么答复吧。”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镇长赶紧联系县委宣传部新闻科，找到李直询问对策。因为李直曾与这名记者打过交道，算是熟人了，自然知道他的意图。一番斡旋之后，这名记者终于亮出了底牌：“我来采访也很辛苦，回去还要向领导交差呢，既然大家是熟人，这次就不报道了，你们给3万块钱，我给你们做个正面报道算了。”李直和他一番“讨价还价”，把“价格”从3万“砍”到2万、1.5万、1万，最后记者松口到5000元：“那就直接把钱给我吧，不做正面宣传了。”因为这个镇属于“困难户”，镇里拿出5000元比较困难，过了几天，记者很“体谅”地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们很困难，那就4000元吧。”可就是这个数，镇里还是觉得很困难。接下来的几天，这个记者不断打电话给镇长和李直“催款”，镇长不堪烦恼，最后对李直说：“我都要崩溃了，要不给2000块看行不行？”这名记者见自己的“采访行动”终于没有“白费功夫”，也就拿钱收场，没有继续纠缠。

　　李直告诉本刊记者，曾经有一个中央媒体驻川记者站的记者捕风捉影打听到该县某企业存在违规问题，就和他纠缠了半年，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该县拿钱给他，否则就要曝光。这个记者很“大度”给对方留出很长的考虑时间，李直告诉本刊记者说，“他根本就不会曝光，因为这个问题压根就算不上新闻，小报可能都不会报道，何况中央媒体呢？”最后，这个记者看到“成交”的可能性的确渺茫，无可奈何的他没有将这笔“生意”进行到底。

　　“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拿问题来要挟要钱。我们县要搞活动时，会请些媒体记者前来采访，希望他们能宣传宣传，我们会给他们准备一定数量的‘车马费’红包，这些记者会根据红包里钱的多少来决定发稿的版面，钱多的发稿的版面可能会大些，钱少的发稿的版面会小些或者不发。”李直说，“有时候，一些没被邀请的记者会成为‘不速之客’，如果没给他们红包，他们不但不会写正面报道，一怒之下，还可能写负面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