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河南

　　冬日的上午，行进在河南省陕县“村村通”的公路上，路面坑洼，汽车颠簸。但见路边的村庄空巷荒凉，人烟萧瑟，令人咂摸出杜甫诗篇中乡村凋敝的况味。

　　30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冲刷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淘空了这里的人气。传统农民对土地眷恋的目光，被城市五光十色的赚钱机会吸引而去。往昔的“田园牧歌”变成了“田园没歌”，“戴月荷锄归”变成了“戴月盼儿归”。

　　河南灵宝市大王镇的重王村，经济实力在本镇属中游。全村1.96万人，外出打工者占1/3。男的大多去北京、深圳、上海等地搞建筑，20岁左右的女孩子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中年妇女去新疆摘棉花。今年春节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出打工者回来了100多人，大多是工厂停工，或厂里提前放年假。他们春节后就又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打算留在家乡创业。重王村的支书张玉华说：“以后土地可以流转了，农田耕作都是集约化、机械化，在家种地的人就更少了。”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作为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河南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早已提前进入了“超高老龄化”社会，而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更差。越穷的地方，外出打工的人越多，留守在家的老人景况越凄凉。

　　有乡不愿回

　　陕县张茅乡清泉沟村的村支书张永强，在附近山上石料场兼职打工。他说，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分别是支书、村长和村会计。

　　主要村干部都外出打工了，会不会影响村里工作？张支书理直气壮地说：“不去打工，我当支书一个月工资只有80元，吸烟钱都不够！反正都有手机，乡里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张茅乡政府办公室潘主任说，现在村支书与村长的工资已涨到每月150元，村里还补助他们30~50元的“开会钱”，但这些钱跟打工所得比起来，仍然不值一提。据潘主任及张永强说，此地村干部在外兼职打工，已是普遍现象。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交通不便，“不打工生活不下来”。乡里也不干涉村干部们在外兼职，只要“该干工作时干工作”就行。

　　陕县是个贫困县，2008年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2600元。过去村子里的能人，是会种地的“庄稼把式”，现在一切都变了。农民们从秋天种下麦子、摘了苹果，一直到春节过后都无事可做，如果他们呆在家里，亦无副业及手工业可搞，只能闲着。

　　靠农业收入来增加财富，基本上毫无希望。陕县西张村镇一位村支书说，现在种地赔钱，一亩地投资四五百元，打下千把斤小麦，能赚40元钱，还得是风调雨顺。如果天旱需要浇地，就血本无归了。

　　三门峡市的灵宝、陕县等地是国内的苹果主产地之一。农民们除了种地之外，还有苹果园。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这里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三门峡市有四五家果汁厂，产品90%以上出口欧洲，2007年收购落果的价钱是每斤8毛多。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订单大减，每斤落果的价钱掉到8分至1毛2，还得1~3个月后才能付款。即使只为自己的生计考虑，农民们也要外出打工。

　　37岁的张永强，在石料场打工的月薪是1200元。他说，清泉沟是个穷村，既无清泉也无水，去年刚接了管子，水提上去够人畜吃的，但想浇地还属妄想。全村696口人，目前有400多人在外打工，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了，“想打牌都撑不起摊儿”。

　　据张支书看来，农村的留守老人问题不大：看病有合作医疗。小病去村医疗室，大病去乡卫生院，再不行就送市医院。老人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孩子给点零花钱就行了。至于“精神苦闷”，张支书笑道：“农村人还提不到这一层。”

　　对农民大量信教的现象，张说，村里有100多人信基督教，大部分是老年妇女。“她们愿意跑跑，锻炼身体，不寂寞，也是好事。”

　　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说，农民工离家时，是有一股力量推他们走的。他们的父母、亲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去城里实现自己的梦。有的青年并非真心想外出，而是出于攀比心理，谁不出去连对象都找不着。但他们却并非都能在城里打工赚钱，有的只能混个肚儿圆，有的实在没钱了，就在城市偷、抢、卖淫。年轻人之所以不回乡，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几年不在家乡，他们几乎已经切断了与乡村的联系，返乡后跟家乡的人交流难、沟通难，他们的意见受到乡亲的排斥，在家里也呆不住。这些人多半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没种过地，不会干农活。对于他以及他的父母来说，让他重新回到田里劳作亦是家庭的耻辱。

　　然而，留守在家的老人们真的愿意子女都外出打工，自己独守空巢吗？

　　“经济收入第一，全家团圆第二。”记者遇到的所有被访者，不管村干部还是颤颤巍巍的老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 “如果年轻人都在家里，还劳力过剩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