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十年代末至今的二十年里，“农民工”将东莞厚街与两千公里之外的成都金堂县紧紧联结在一起。二十年前，这是两个同样贫困的农村，遍野的农地和丘陵，二十年间，相距数千里的两地一荣俱荣，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这段共生多年的姻缘蒙上了阴影，陆续从厚街回乡的金堂人正重新面对选择，其难度不亚于二十年前。

　　“盲目？肯定的。”

　　“也许出去还有点机会，呆在家里肯定没有出路，简直是个废人。”

　　2月10日，元宵节的第二天，不满22岁的向国豪还是决定回到东莞厚街。自春节前和父母一起返乡，向国豪已在老家住了二十多天，出去打工6年，这是他在家乡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不适应，陌生感。”向国豪不断抱怨着此次回家的感受，村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打理自己时髦的长发；时强时弱的通讯信号让他有时接不到朋友的电话；回家才几天手上就冻得生了冻疮；小指上的黑圈戒指和胸口的文身总会被邻居异样打量；买什么东西都得到十里之外的镇上；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没有了路灯怎么都觉得不舒坦；下雨天村里的泥路溅得满裤腿的泥巴……

　　上午10点不到，向国豪就到了车站，这比发车时间早了两个小时，他用“迫切”形容自己回“上面”(厚街)的心情，送行的朋友笑着说他“好像赶考哦”(着急的意思)。

　　这是一个典型的打工者之家。向国豪45岁的父亲属于村里的“打工第一代”，返乡前在厚街一家工厂做电工，母亲在厂里的厨房干活。2008年下半年开始，夫妇俩的工资变得不稳定了，直到2009年1月厂子在苦撑了半年后还是倒闭了，坏消息接踵而至，向国豪所在的电子厂也关门了，打工之家成了失业之家，一家人这才彻底下了回乡的决心。

　　这个面色蜡黄、略显消瘦年轻人，16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出外打工，如今却已是一个两岁小孩的父亲，属于“打工第二代”。与父母带回了在厚街几乎所有的家当相比，向国豪的返乡倒显得潇洒——空着手从厚街回来，行李全留在了那里，“回上面去”是向国豪回乡前就认定的事，“也许出去还有点机会，呆在家里肯定没有出路，简直是个废人”。

　　其实也可以到成都找工作，但还是有陌生感，向国豪说，早已习惯了与一帮朋友在厚街三屯村的共同生活。

　　到了初八，“村里的同龄人已经陆续走得差不多了”。接下来的几天，向国豪熬不住，经常往同村同学周俊、李军家跑，鼓动他们一道南下。

　　“盲目？肯定的。”向国豪坦言，尽管内心里已经降低了对工资的期望，但去到厚街能不能找到工作仍然心里没底，父母决定暂时留在老家。他此行厚街的主要目的还要为全家人的再度出行“探路”。在向国豪看来，价格不菲的车票是此行的唯一赌注，“最差就是再回成都找工作”。

　　不再平坦的打工之路

　　过去到正月十四，预约乘车的名字早已写完了两本，今年才写了几页。

　　车站门口的马路上站满了人，上百号的候车人群有着相同的身份——打工者，有着相近的目的地——广州、深圳或东莞，向国豪猜测，人群中至少有一半和他一样是回去重新找工作的，这和记者采访的结论相似，其中不乏首次去广东的打工者。

　　16岁的黄文隽便是首赴广东打工，对前景抱有执著的乐观。年前，一直在东莞打工的父亲给她在灯具厂找了份工作，“工资能拿到两千，在成都只有几百块”。这个数字的差别足以令她即便听说爆发了金融危机，仍坚信灯具厂可以安全无虞。

　　11点45分，满载着83名打工者的竹篙—厚街直达大巴发车了。从金堂竹篙到东莞厚街，2200公里，27个小时的车程，往年的这个时候是拥挤，今年看起来还是拥挤，外人或许无法察觉其中的差异，只有从车站负责人的数据簿上才能准确地发现今年的特别。过去到正月十四，预约乘车的名字早已写完了两本，今年才写了几页。

　　在车站负责人张光虎印象里，今年的客流量不及往年的一半。而且这条路的前景第一次变得不确定起来。

　　张光虎的妻子周秀芝，在金堂县是个有着相当名声的人物。看到自去年下半年起纷纷返乡的农民工，就有了个心病：“想回去厚街看个究竟，怎么就关了那么多工厂。”

　　闻危机而色变的情绪，正悄然蔓延，周秀芝2007年办了一个三十多人规模的制衣厂，2008年亏损了7万多，之前她一直认为问题出在“地震”，现在她却在想，“是不是也是金融危机？”

　　1989年，周秀芝成为竹篙镇最早南下的打工者，当年的金堂县是成都市最穷的县区，而竹篙镇又是金堂县的穷乡。

　　初到厚街是“连寄封信的钱都没有”的窘境，那时的厚街大抵与竹篙相似，“到处是泥坯房和田地”。1991年开始，凭借着与台湾老板的良好关系，周秀芝就开始从竹篙往厚街“带人”，早年出去的打工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她介绍去的，其中包括向国豪的父母。“每年我手上有上万人出去。”让周秀芝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97年7月，一个月她带了5万人去厚街，“当时传说要打仗，大家都不敢过去，一看香港平稳过渡不打仗了，就又纷纷出发”。

　　“除了这个短暂的波谷外，这20年来一直一帆风顺。”

　　从1997年开始，周秀芝回到了竹篙镇，专门做起了劳务输出生意。“开始的时候还收一部分中介费，后来就只做运输了。”而竹篙-厚街的直通大巴，正是在周秀芝手上办起来的，一开始是普通长途客车，两天两夜，后来是豪华卧铺，两天一夜，直到现在的双层豪华大巴，“欧洲之星”，27个小时。

　　日益缩短的旅途也成为双城同进退、共荣辱的注脚。

　　竹篙镇逐渐成了金堂县劳务输出的集散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农民工从这里开启打工致富之旅。数以亿计的劳务收入，也在逐渐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村里盖起了一栋栋的“衣锦还乡楼”。2006年，竹篙镇建设了新镇区，增加了二百多家商铺门面，镇里也有了自己的制衣制鞋企业。

　　在周秀芝看来，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劳务输出，在竹篙，45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都有出外打工的经历，“是打工开阔了竹篙人的眼界”。走在街上，周秀芝对店铺老板们的打工经历如数家珍。每年春节，给周秀芝送水果的人很多，感谢她当年把他们带出了农村。

　　而厚街，在包括金堂人在内的无数打工者们二十多年的努力下，成为享誉世界的制造业之都。周秀芝陆续回去过几次，不无惊讶：1992年的时候还是成片的农田，1994年就已经是遍布的厂房，1996年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城市，2002年，周秀芝最后印象中的厚街，已经“绝不亚于成都了”。

　　现在，这位打工元老不得不承认，脚下的这条打工致富之路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