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村长

　　在461票中，白一彤获得450票，以绝对高票当选。“当时怕看不清讲稿，还把开车时用的眼镜戴上。”回忆当选时的情景，白一彤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仍然掩饰不住兴奋，这位19岁少女村长面临着村庄现实和家庭的双重预期。

　　记者◎陈超  摄影◎黄宇

　　1月14日，清涧县高杰村村委会选举看上去更像一次盛大的节日。大清早，五六十人组成的秧歌队已经在村口载歌载舞：一位老人举着花伞在前边引路，还用陕北腔高唱着有关穆桂英的民歌，后边跟着披红挂绿的村民，踏着锣鼓点一路到村口。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女大学生白一彤(乐乐)回村竞选村主任”。白一彤的出现使全场气氛达到高潮，从父亲的越野车上一下来，两名礼仪小姐就给她胸前戴上大红花。村民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纷纷上前握手，白一彤报以微笑。从村口一路走到村委会门前，礼仪小姐紧随其后，举着“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的牌匾，锣鼓、鞭炮齐鸣，一个陕北村庄的村委会选举就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画面中开始，两台摄像机紧跟着白一彤记录整个场景。“这些秧歌队都是村民自发安排的。”白一彤的父亲白延林满意地告诉本刊记者。

　　为了给侄女白一彤助威，在县城里当老板的二伯也赶到现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他说，“孩子下不来了”。

　　分化的村庄

　　清涧县位于陕西榆林市东南，与延安交界。从县城一路向东，沿途都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一座座村镇就散落在山腰中。大约经过一小时的盘山路，才能到达高杰村，无定河从村里穿过，在东边十余公里处汇入黄河，浑浊的河水在起伏的高原中冲刷出一小块谷地，形成了这个清涧县最大的村落。四周是连绵的黄土高原，山坡上种植着大片枣树，“春天枣林就绿了，到秋天漫山遍野的红枣”。在这个“四围三色一溪通”的村庄中，村民散居在错落的黄土岭中，他们可以骄傲的就是几千亩枣林。

　　高杰村的发展道路是以陕北枣业兴衰为背景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才开始有人种枣子”。当时枣子的经济效益并没有体现，都属国家统一平调，分田到户之后，枣子有了市场。“全村4160亩土地，全是周围的土坡与河滩地。”白福周的窑洞口建在半山，抬眼就是一座高大的土山。他也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枣子的人，“从1985年开始，整个清涧县有了自发种枣的农户，这里的黄土不适宜种植小麦，河道太深，取水难。各家的地分散在周围一座座土山上，灌溉几乎不可能”。在种植小麦的年代，每亩地产一二百斤，按照当时的价格只能卖到1毛钱，“种红枣就不一样了，1988年的红枣价格就达到1块钱/斤。红枣需水量不大，亩产可以达到四五百斤，现在黄河岸边上好的枣子已经能卖到10元，比种麦子的效益好多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下，上世纪90年代初，高杰村就出现了种植红枣的热潮，到如今，全村80%以上的耕地已经变成枣林。

　　分田到户同时也造成生产单位分散。“我们村人均有三到四亩土地，每户都分散在周围的山里。”白福周指着远处露出一角的山峰，“我们家5口人，20亩地就被分成五六块，最远的就在那座山上，每次下地就要走一个多小时。”村落的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村民依然习惯称村为大队，但原先生产队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合作化时代，我们大队有6个生产队，都是根据居住集中的原则统一组织生产”。分田到户后，全村被分解成17个生产小队，“在三提五统和农业税时代，还以小队为单位收钱收粮，到农业税取消，各家的宅基地变动又大，很少有人能分清自己属于哪个生产队了，村民各干各的”。

　　“单干”带来了村民的分化，最早一批种植枣子的人成为首批富裕的村民，白福周就成为其中一员。他从1985年开始种植枣树，不到两年又进乡镇办的红枣加工厂，在那里学到红枣如何烘干，“能够卖个好价钱”。于是自己回村开了一家红枣加工作坊，当村民大规模种植红枣的时候，他已经收购村民的红枣加工出售了。

　　与白福周家的土窑最格格不入的，是一个崭新的电磁炉。“现在电不值个钱。”他轻描淡写地说，而他也是村里最早用上自来水的。早在20年前，他就自费在自家门前打了一口深井，安装上一台抽水机。如今村里绝大多数村民仍然远远没有这样的实力，只能在山下几个取水点挑水上山。

　　学校教育的变迁使这种分化变得更加明显，村口一座白色的小楼原是村里的小学，清涧县第二中学则建在村中心，“村里的学校教学质量不好，老师不好好管，小学在建成四五年之后招生就严重不足，只好并入县二中。二中的高中部也被撤掉，变成九年义务制学校。可是村里人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都尽可能地把孩子送到县城或者榆林上学”。一个村民向记者诉苦，由于户口限制，到县城和榆林读书需要交几千元的借读费，这笔钱已经超过了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

　　白福周早就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最终几个孩子都成功离开农村在西安等地落户。“孩子上学欠了几万块的饥荒呢。”谈起这些，他的脸上反而是一脸自豪，“好在几个人现在都工作挣钱了。”

　　全村1200多人，通过上学进入城市的就达到上百人，“还没有一个愿意回到村里”。当问起白福周这样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不去竞选村主任，带领大家致富的时候，他摇摇头，“按照县里的标准，像我们这样1200人以上的大村，村长和书记一年的补助只有1600元，而且村里的事情太复杂，不能干”。随即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言，“是我能力不行，干不了”。

　　村里，像白福周这样靠红枣加工致富的有五六家，却没有一家愿意参加村主任的选举。村民也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怕这些人上来贪污”。村庄的分化与不信任成了一切矛盾的源起。

　　“能人治理”的幻灭

　　从2003年开始，高杰村的选举就不如想象中顺利。白福周也是那次开始进入村民选举委员会任职。“那年完善了选举程序，自由选举候选人，同时取消了流动票箱，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

　　“第一次选举票数就没有过半。”那次村主任的当选者白根深有些遗憾地告诉本刊记者，“差6票就到半数了，结果有8票作废，到第二次选举才选上我。”按照村民当时的标准，白根深属于村里“见过世面”的“能人”，1993年就到省城西安，是村里首批打工者，1998年回到县城，在县城一家大规模的红枣企业担任销售经理。虽然有些波折，但最终仍然当选。

　　在3年任期中，白根深说他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首先是‘村史工程’，高杰村95%以上的人都是白姓家族的后代，有四五十人在市里、县城当干部”。白根深希望通过修家谱、联谊会等活动整合市、县两级社会资源，虽然家谱最终没有修成，但在“扶贫开发村”的申请中借力不少。在白根深的任期内，他利用扶贫开发村的30万元拨款，为村民修建5个引水点、3条道路和1个村民活动室，这些也成为高杰村近6年来唯一一批建设工程。

　　“白根深比较能干，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账目，村民都开始不满，认为他贪污。他的下一任白礼义则没有做任何工作，正好是两个极端。”白福周比较两任村主任的时候有些无奈。在高杰村，村集体每年3万元的承包款成为所有问题的焦点。

　　“分田到户后，村里自留了120亩林地，还有5块坝子，每块大概30亩左右，每年村里将这些地承包给村民，可以有3万元的集体收入。”白福周说。由于对白根深不公开账目不满，村民在换届选举中选择了白礼义。“白礼义是个老好人，他父亲在村里很有威望。”在村民对白根深的不满中，白礼义成为新一任村主任，“结果3年来，啥都没干”。甚至白礼义自己也对本刊记者直言不讳，“咱不贪污，也干不了啥”。

　　两次失败标志着从村内选拔能人的希望完全破灭，白福周第三次进入村民选举委员会时，开始担忧这次的选举。去年9月22日，选举委员会组织了第一次候选人演讲，果然不出所料，“光参加竞选村主任的就有五六个”。“在村民看来，参选的无非是贪图每年3万元的集体财产，要么就是不干事光拿工资。”全村312户，有选举权的选民一共876人，按照“投票人数过半、票数过半”的“双过半”原则进行差额选举，最终产生村主任，结果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只有129票。从9月底开始，到11月20日全县选举验收前一天，3次正式选举仍然无法决定村主任的人选，“甚至副主任、委员都选不出来”。

　　白福周总结村民的几个期望是，“首先家里要有钱，不是为村主任的工资来混日子，也富裕到不在乎村里这每年3万元的收入，这样就不会贪污。第二，家里要有好的社会背景，能给村里拉来投资。最好年轻、有能力、思路开放”。白一彤，恰好满足这个日益瓦解的村落对“能人”的全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