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专门负责把农民工“批发”给企业，最多的时候他的基地有1万多农民工，但大多都是来了就进厂，很少逗留。然而今年，流水的兵营变成了屯兵场，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开始了他们在这个围墙里的待工生活

　　2月9日，元宵节，程娜的手机没电了，但她毫无办法——一间宿舍六十多人，只有一个插座。她要等。

　　程娜年初八就到了全顺人力资源公司的基地——位于东莞塘沥镇的一个旧工厂宿舍，这是她的老板，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屯兵场”：不能进厂的员工暂时被放在这里，接受培训，更重要的是：等着“司令”安排工作。

　　从外面看，基地就像个破败的乡下中学。南北楼各四层，另外还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三米多高的围墙将院子围了个严严实实，只有正对马路有一扇蓝色的对开大铁门。

　　程娜，以及和程娜一样的一千多号人就生活在这里，他们既要打发无聊的时间，又要担心未来的工作。

　　相同的身份，不同的心情

　　晚上9点到11点是放风时间，保安放行的命令还没说完，程娜就和同伴一起蜂拥着涌向出口。

　　程娜在张全收的公司做了三年，往年前脚刚挨着深圳，后脚就上了开往工厂的大巴。但是今年，她也开始了打工生涯中的第一次待工。

　　等着充电的人很多，而能充电的时间只有5个小时：晚上7点到12点。有人买了个三孔插板，一个插座瞬间变成了4个。更多的人开始效仿，一个插板连着一个插板，开始在箱子，背包和摞起的盆桶之间蔓延，如果谁不小心碰了一下电线，立马就引来不满一片。

　　有人发现，厨房隔壁的插座有电，呼啦啦又涌过去一群，更多的插板，更多的充电器插了上去，红灯闪烁，如同舞台上的旋转彩灯。但是谁也不敢走开，他们就守在周围，一边聊天，一边不时地用眼睛余光盯着充电器。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程娜才好不容易给自己的手机充上电。

　　这些80、90后的农民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小孩——用的几乎全是山寨机。这些功能强大、价格低廉的手机既能听歌，又能上网，还能看小视频，玩游戏——当然，也超级费电。往常可以用两三天的电池，现在撑不了一天。

　　在这个红砖圈起的围墙内，手机是惟一连通外界的工具，也是惟一可以自娱自乐的个人物品。对于像18岁的程娜一样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打工仔、打工妹来说，手机尤其不可或缺，特别是在这样的无聊时刻。

　　这些小孩喜欢开着令人心颤的铃声四处游走，每天晚上的露天卡拉OK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刻，看到老板张全收又唱又跳，他们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胆大一点的直接跳上台去，和老板贴身对舞，就像他们从不担心有没有工作一样。

　　让他们惟一遗憾的是，基地太无聊了，一楼只有一台电视机，有时候大家忙着充手机，干脆将插座也拔了下来。惟一的电视也看不成了。

　　更难过的是，整个白天都不让出门。他们只能在围墙内东走走西逛逛，他们三个一群，四个一伙，席地而坐，基地小卖部的扑克牌开始畅销。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是放风时间，保安放行的命令还没说完，程娜就和同伴一起蜂拥着涌向出口。

　　步行十分钟，是基地附近的夜市，几乎每个小孩都很珍惜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男孩子们玩桌球或者上网；女孩子们买点小零食，逛逛服装店——但很少有人买。他们只带了车费和不多的零花钱，待工几日，有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让他们稍感安心的是，老板承诺，包吃包住，待工一天，每人发40元钱。有吃有住还有钱领，这些孩子看起来很开心。甚至有孩子对记者说，愿意就这样一直“待”下去。

　　但是对于年纪较大的农民工来说，这样的生活却让人如坐针毡。

　　42岁的苏旭来自上蔡县东岸乡陆马白村，她在张全收的公司做了5年。过去一直顺风顺水，通常是下午到基地，晚上就进了工厂。正因为这样，今年电话也没打就直接跑过来了，没想到过来之后，形势这么严峻。

　　张全收今年基本只招年轻女孩，所以，在基地密集的人群中，像苏旭这样大年纪的很少。苏旭和这些孩子们挤住在一起，晚上她们叽叽喳喳个不停，她就一个人发呆。

　　苏旭现在很后悔，她有两个小孩，都在上学，丈夫在家守着4亩地，照顾两个孩子和六位老人——各自的父母和奶奶。农闲时节，他就到附近帮人盖房子，贴补家用。

　　苏旭说她一天也不想待，去年她在广东清远荣华纸品厂上班，每个月能拿1300元，加班多的时候，能挣1600元，“现在空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虽然张老板答应每天给俺40元钱，但不做事拿着心里也不舒服。”

　　但苏旭却毫无办法，张全收说，像她这么大年纪的女工，今年很难进厂。当小孩子们又唱又跳的时候，她就远远地站在人群的最后，显得孤独而扎眼。

　　无法主宰的命运

　　女儿能进的厂，她不能进；她能进的厂，带得了大女儿，又带不了小女儿，最后只好不断舍弃。

　　即便有吃有住，围墙内的每一个人还是渴望早日拥有一份工作。没有什么比工作更让人踏实的了。

　　2月10日晚上七点半，传来了好消息，厦门漳州义芳鞋厂需要40人。在这个厂做了三年的程娜兴奋异常，她终于等来了这个喜讯。

　　但程娜马上又失望了——鞋厂只要老工人，不要新工人，她姐姐程艳丽也来了，她是老员工，而姐姐是新人。

　　程娜已经在这里等了8天，她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她的其他三十多位工友已经在人群外欢快地排起了队，人事处的负责人在一个一个登记，核对工号，喊到她的时候，她机械地走了上去。

　　但在将要出门的那一刻，程娜放弃了。程娜舍不得和姐姐分开。

　　这意味着，程娜又要开始新的等待。

　　更多的离别故事在上演，要人的工厂来自不同的地方，同乡被拆散，刚刚认识的朋友也开始各奔东西。但在留守者看来，上了大巴的都是幸运的人。

　　来自河南开封的王爱玲带着两个女儿，大的18岁，已经打了两年工；小的16岁，今年是第一次出门。她们肯定要待在同一个地方。但她们迟迟等不来合适的消息：女儿能进的厂，她不能进；她能进的厂，带得了大女儿，又带不了小女儿，最后只好不断舍弃。

　　坐在围墙内的老员工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进去年做过的工厂，而新来的员工更不知道自己将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

　　来自河南商水县张庄乡唐庄村的雷娇娇也是第一次出门，妈妈在中山，哥哥在她也不清楚的地方打工。她被老乡带到这里，第二天便开始想家，日日以泪洗面。

　　她问张全收是否有和中山的工厂合作，张否定的回答让她非常失望——她想到妈妈那边去，但却不知道怎么坐车。初中没毕业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虽然她与妈妈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

　　人多的烦恼

　　基地订立了铁的规矩：男生绝对不让进女生宿舍，发现一次，罚款20元。遇到窃窃私语的男孩女孩，杨也要横加干涉，“绝对不能让他们谈恋爱”。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在这里发酵。随着人越来越多，人们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2月4日，41岁的吴志峰进入了基地——他是这里惟一的医生。

　　医疗室设在一楼一间宿舍里，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靠墙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堆满了药和吴临时制作的病历卡。桌子右侧，是吴的铁架床。晚上，他睡在这里；白天，病人就坐在这里输液。

　　2月5日，吴从公司总部拿了些治疗感冒发烧的药，第二天，就来了8个病人，他们的症状基本相同：喉干舌燥或者是腹泻。

　　2月的深圳，阳光明晃晃地照得人发晕。来这之前，吴是河南鹿邑市涡北镇骨伤科医院的一名中医，他最擅长的是瞧胃病，但是现在，他要为基地的一千多人看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

　　2月7日，又有13个人生病了，症状基本相同。此后每一天，都有十来个人上这个小小的医疗室。吴例外地成了待工人群中最忙的人之一。

　　吴提醒大家要注意卫生，每天早中晚，基地要打扫四次卫生；厕所拥堵了，主管杨爱军亲自上阵，一天要清理好几回。

　　杨爱军也是基地里最忙的人之一，他要时刻盯着院子里的男男女女。基地订立了铁的规矩：男生绝对不让进女生宿舍，发现一次，罚款20元。遇到窃窃私语的男孩女孩，杨也要横加干涉，“绝对不能让他们谈恋爱”。

　　但这些正在大量分泌荷尔蒙的男孩女孩，转眼就又凑到了一起，相互追逐着乱跑，杨爱军止也止不住。

　　没有事情做，小孩们只能玩牌，或者是看书。附近买不到报纸——他们也不喜欢看报纸，但可以买到过期的《知音》杂志和两块五毛钱一本、只有巴掌大小的言情小说，旧书店里的生意因此而意外火爆。

　　为了管好这么多人，杨爱军想了很多办法。每三百个人就配备一个小队长，早中晚各点三次名。吴玲是小队长之一，一次点名要喊三百个名字，三次下来，她的嗓子就哑了。

　　基地的8个保安不大够用，杨爱军每天晚上要忙到一两点才睡。2月11日凌晨4点，一百多工人将乘大巴去福州。他将工人们挨个叫起床，一宿没闭眼。

　　更多的问题在显现，男生太少，女生太多，北楼住不下的女生只好搬到南楼。为了更好管理，张全收决定，将男生与女生宿舍进行整体对调。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但是对无所事事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劳动并不是件太痛苦的事情。

　　最近，“司令”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基地安装打卡机。要求工人按照上班时间作息，准时打卡，“虽然没班可上，但应该让大家找到上班的感觉。”“司令”像是在提问，又像是在回答，“忙着总比闲着好吧”。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新焱 发自深圳、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