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廖海青

　　这不是一个乐观的时刻。

　　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正加速显现，其威胁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估计。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7.5%，进口同比下降43.1%，降幅之大为近十年所未见。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短期难以缓解，这很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从印度到印尼等亚洲国家正针对中国出口展开激烈争论；从法国到美国等西方经济体正转向保护主义，短期看来，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不仅难以好转，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

　　出口的快速下降已经造成珠三角和长三角为数不少的工厂倒闭，2000万左右外出谋生的失业民工被迫返回内陆省份。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计，本次经济危机的出口下降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

　　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包括机会不公，权钱交易等。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可能与累积下来尚未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出现社会动荡的危险。

　　中国社科院在去年12月发表的2009年的社会蓝皮书中警告说，中国失业率将上升，收入差距拉大，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张平亦表示，影响全球的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日益加深。“过多的破产和减产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引发社会动乱。”他说。

　　就业危局

　　2009年2月17日下午，一个叫李云的农民工由于找不到工作，遭窃后在广州火车站割脉自杀。

　　据估计，全国范围内，像李云这样正在寻找工作的无业农民工可能达到20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农民工一旦失业，多数人只能选择返乡。

　　尽管如此，很多无业农民工仍愿意滞留在城市里碰运气。对那些回乡的人而言，在大城市的生活经历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农村生活会是一种打击。据重庆在一些劳务输出大县的调查表明，有近80%的返乡农民工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而不是留在农村。

　　另一方面，滞留乡村人数陡增，对农村公共治理形成极大考验。

　　在广西贺州市，春节期间从广州等地返乡的6万多外出务工人员中目前有1/3留在了本地，大量返乡人员给治安带来一些新问题，今年以来，贺州发生的10起命案中有7起涉及返乡人员。在安徽肥东县，村干部杨其平说，年后全村有600多返乡农民工不再外出，不少人已找到村里要求救助。他担心“近期村里民事纠纷如小赌、小偷、打架等会多起来”，矛盾会凸现。

　　四川劳动保障部门有关人士分析说，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活，本身缺乏农业技能，生活方式早已习惯了城市环境，返乡后很不适应。但这一群体身份仍是“农村人”，被迫回到农村后容易心态失衡，如果不及时疏导，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2月17日，全国总工会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这一行动将对1000万名返乡农民工实施以就业援助为重点的综合援助措施。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这样的措辞，本来常出现在诸如民族、宗教等敏感领域。

　　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还引发了一些土地承包纠纷。在江苏打工的四川农民工朱柳江举家返乡后，因为家里5亩承包地转租了，两口子找不到工作，只有靠打麻将消磨时间，1个月不到就输了3000多元，相当于损失了4个月的打工收入。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指出：“农民工大量返乡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转给他人，而流转合同尚未到期，并且地上还种着庄稼，就很容易引起纠纷，这对农村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学生是政府需要处理的另一个庞大的群体。据统计，200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611万人，再加上去年毕业的大体还有不到100万人没有就业，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710万人左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去年底发布的《中国青年权益状况报告》显示，中国高校毕业生还没有就业的比例已达到15%左右，远高于社会4%至4.5%的平均失业率。报告说：“青年就业竞争激烈、压力大、就业难，失业率较高。”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广庆称，今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可能令中国就业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严峻。

　　大学生就业则不仅仅关系到就业，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因为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主渠道。如果大批普通家庭发现对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资换来的是“毕业就失业”的结果，无疑将影响社会和谐。

　　同时，2008年是中国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下岗或失业人员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受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打击最大的是城市蓝领工人。他们要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要受到失业潮的影响。

　　此外，城市中白领或中产阶级的失业也令人担忧。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更大。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应对之道 　

　　有关专家指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已毕业未找到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人民日报》的评论亦称，中国正面临在经济挑战之下维护社会稳定的艰巨任务。社会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矛盾多发、易发。评论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确保“群体性事件”不失控。

　　事实上，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一直上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家王二平博士日前引述官方数据说，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超过1万起，持续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6万起，2007年已经超过8万起。进入2008年下半年，在举办北京奥运前，中国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与群体性事件。最突出的例子是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了，”长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目前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还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无疑需要以新思维和新措施予以积极应对。

　　在种种举措中，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加强国家权力。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很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并非由于公权力不够强大，而是由公权力越界、权力行使方式不当引起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中利用公权与民争利，加剧了当地群众与政府部门的不信任甚至对立。而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政府部门又从“稳定压倒一切”出发，利用公权对一些被侵害、被压抑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进行打压，结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现代国家中，合法统治必须以法理型统治为归宿，它要求执政合法性建立在民众认同和支持之上。如果社会民众服从和遵守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并非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是确信自己遵守和执行的是应该和必要的，则执政合法性的程度就会更高，其体制维持的时间就会越长。反过来说，一个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的次数越多、越频繁、动作越大，实际上只能证明政府已经无法唤起人们内心自觉自愿的服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滥用强制力都是公权力合法性的流失。因此，规范和约束公权以增强公众对于公权的认同感，显然比加强国家权力以压制社会矛盾更为重要。

　　“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说，“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责任，随便给民众扣政治化的帽子，动不动以社会黑恶势力甚至外国势力操纵为由，对参与事件的民众进行打压。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于建嵘认为，应当许可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下，形成相对均衡利益分配格局，增强弱势群体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

　　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重庆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认为，针对当前群体化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从传统上那种以政府为唯一核心的“管制”模式，向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众与政府“参与合作”模式转变。以民生为本、以民权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使民众与政府以一种有序、和平、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交流、获得互信和理解，释放日常摩擦所产生的能量，从而在根本层面上超越“偶然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