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而任正部级官员的“60后”，目前共有5位：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而在此次“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选择了其中三位地方大员进行了专访或观察。

　　《生于60年代》一书记录了这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在嗷嗷待哺的时候，迎来了文革；在接受知识的时候，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逐步建立世界观的时候，迎来了思想解放……”

　　这些参加文革后高考的第一代官员在文革后三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而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社会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于是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最年轻的“弄潮儿”。

　　官员选拔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党政领导主要从职业革命家中选拔。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这与当时的武装革命有关，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仇恨深，因此容易在革命中崭露头角。”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干部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一批领导人已经年老。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拔出来的干部主要是理工科出身。这批官员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多从大型国有企业的骨干力量中提拔，他们将治国的模式从革命模式转化计划经济的模式。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巨大变化，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强调民主，强调法治。因此，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

　　媒体称，“60后精英”将改变“工程师治国”的局面。蔡霞认为，这批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几十年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

　　按照中国省部级正职官员65岁退休的规定，目前在地方省市区担任正职的官员很大一部分将从现在起到2012年前后卸任。这意味着中国今后几年地方上将开始大规模“新陈代谢”。

　　在十七大后的各省人事大调整中，大批“60后”进入省部级决策层，几乎遍及国内所有省区市，成为“新陈代谢”的最好注脚。          ★

　　湖南省长周强法学家治省

　　“作为行政官员，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这两条，你就会依法行政，守住两个底线——一个公开，一个依法。如果不依法办事，造成决策失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甚至腐败”

　　本刊记者/ 杨中旭

　　11年前，周强38岁。他从比他年长5岁的李克强手中接过团中央的帅印，追平了李克强创下的最年轻省部级高官的纪录。而周强中国第一位“60后”省部级官员的身份，让他更加引人注目。

　　周强在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8年。而他发起的一场行动，展示了他不同于当时广泛存在的“GDP崇拜”的执政思路。

　　那是2005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向全球10位知名人士颁发“地球卫士奖”。周强入围的评语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周强在推动“保护母亲河”行动、保护环境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保护母亲河”行动广泛动员3亿多人次中国青少年参与环境保护，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次年秋天，周强转任湖南省代省长(半年后当选为省长)。上任伊始，长株潭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申报主题变更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此前20年间，长株潭一直试图成为改革试验区，主题变更了不知多少次，但屡屡搁浅。

　　周强上任之后一年——2007年底，长株潭“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获批。这位省长亲自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阐明“两型社会”的意义。翌年，湖南又提出绿色GDP试点，人们终于明白，这个省长是来反“GDP崇拜”的。

　　在“GDP崇拜”几乎充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之际，“湖南肯拧着劲儿干事儿，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实际上，周强拧着劲儿干的事情不止这一件。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实施，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开始从“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转变。程序规定总则中强调的公开、参与、高效便民和信赖保护四大原则，成为具体落实这一模式转变的后勤保障。

　　此前20年间，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的应松年教授，一直在为行政程序法这部能够从源头上有序约束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而努力。囿于各种客观因素，应松年和他的团队在20年间起草并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多部行政单行法，但行政基本法——程序法却历经15稿起草而最终流产。2007年3月，同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应松年和周强都下榻在全国总工会的宾馆“职工之家”，两人偶然间谈起此事，几乎是在几分钟内就一拍即合，可以“先地方，后中央”。

　　2008年2月下旬，12位行政法专家被请到湖南举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最后的圆桌论证会，周强亲自主持。《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会场看到，周强对规定条文极其熟悉，在谈到行政指导时，这位省长说：我们给雨雪灾害中堵在京珠高速上的司机听广播，请他们绕道而行就是行政指导；每个绕开的司机发给200元，那就是行政诱导。

　　全场的一片笑声中，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说：正确的行政诱导也是行政指导的一部分。

　　周强说话语速很快，不时用鲜活的小案例来阐释规定的某些条款，同时也活跃了会场气氛。在和中国最顶尖的12位行政法学者的对话过程中，周强的法学专业素养丝毫不落下风。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1978～1985年间在西南政法大学受过7年的民法熏陶，很多法学家都是他的同学。被他请到湖南的12位学者中，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江必新这位行政法专家在2007年底之前，担任了3年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起草的那段时间，周强每有学理疑问，两位老同学就会聚到一起喝上一杯。

　　“我告诉你两句话，”周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作为行政官员，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这两条，你就会依法行政，守住两个底线——一个公开，一个依法。如果不依法办事，造成决策失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甚至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