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再检讨

　　有专家预言：“瓮安‘6·28’事件是可以复制的。”要想阻止其复制，唯有对瓮安事件作更深入的检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刘子富，两年前本已经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的岗位退休，是2008年“6·28”瓮安事件的巨大冲击力，让他重返新闻现场。

　　他去过瓮安两次。第一次是在2008年7月初，与老伴两个人由贵阳自驾车前往。这一次他采访了3天，期间与瓮安新任县委书记详谈了将近4个小时。

　　回到贵阳后，刘子富觉得有许多话要“向组织说”，于是提起笔写了两页报告，送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我在报告中说，执政党要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不要把群众找政府、找公安提出诉求就当成闹事。我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新时期新阶段，还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执政党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石宗源看到报告后做了很深的思考，”刘子富说，随后，省委书记在自己的驻地与他进行一次2小时40分钟的长谈，“谈他的思考和处理过程，还给我看了他的8条批示和其他材料。”

　　在这次谈话中，刘子富提出想返回瓮安，深入采访。石宗源立即表示支持，并安排人向瓮安县委打了招呼。于是刘子富重回瓮安，“这次采访前后14天，采访了87个人，涉及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

　　这次采访对刘子富的震撼是强大的。被免职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与刘子富长谈了3个多小时，“他的话最能说明问题”。

　　在他看来，王勤并不是一个腐败官员，“他不打麻将，不进舞厅，有空就进办公室看文件、看书学习。他在瓮安工作10年，没有过一个节假日、星期天，也没有过一个‘黄金周’。”

　　王勤也不是一个庸官。“他1998年刚调到瓮安时，瓮安县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县委常委会讨论支出项目时，细到50元的支出款项；县里开两会，连用多少张纸都要事先批准。财政最困难时，党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拿香烟来抵。”

　　2000年以后的7年时间，王勤所带领的班子让瓮安县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3倍。

　　但是GDP并没有换来社会稳定。“王勤现象”引发刘子富的深思。他将这些思考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有专家预言：“瓮安‘6·28’事件是可以复制的。”要想阻止其复制，唯有对瓮安事件作更深入的检讨。

　　富人投靠黑社会

　　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多个黑帮组织。

　　一位县人大代表说，黑恶势力比公安机关还强大，5分钟可以召集几百人，公安2小时都召不齐这么多人。公安机关处理不下来的事，他们几分钟就可以“摆平”。

　　“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瓮安县一位企业家说。

　　人民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势力危害，通过向政府、向公安等正当渠道申诉，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无法保护人身安全，只好“逼上梁山”，效仿黑恶帮派成立了“杀猪协会”、“运输协会”、“姨妈会”等民间地下组织，采取“以黑制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瓮安社会治安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民间地下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的目的成立，但发展过程中逐步被黑恶势力利用，有的黑恶势力以团体成员身份加入民间组织，在维护团伙利益、扩充团伙势力的过程中，其组织、观念、行为手段等，逐渐向黑恶帮派性质发展。

　　玉山镇的“杀猪协会”就是典型例子。这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收购、宰杀、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高出正常价格6至10倍，每斤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1至2元，老百姓怨声载道。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调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瓮安黑社会横行？

　　刘子富：第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结构性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比如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获得相对稳定的开发和发展空间，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与巧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之利，甚至为装满个人腰包，对黑恶势力睁只眼、闭只眼。在一些乡镇，矿产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所掌控，政府有名无实。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出了偏差。一些帮派组织的“黑老大”、骨干成员，居然戴上了“红帽子”，有的黑恶势力居然在党政干部中有“代言人”，有的警察居然能使唤黑帮成员为其效力。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稀里糊涂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干部，相关地方的党委、政府、公安对此则麻木不仁。

　　第三，打击不力。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长期高调打击，却如进站火车---“吼得凶，跑得慢”。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学生为何冲在第一线

　　“6·28”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共有300多人，其中学生、教师110多人，占参与打砸抢烧总人数的比重高达36.6%。在现场，甚至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打警察，把矿泉水撒在警察身上。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学生会冲在第一线，是出于仇视吗？

　　刘子富：八九岁的小姑娘，你说她仇视警察，这不大说得过去。我采访的一些参与打砸的中学生，多是出于“义愤”，想“打抱不平”以及凑热闹的性质。但是这背后仍然暴露了很深的社会的和教育体制的问题。

　　瓮安县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全县47万人口，外出打工人员达11万之众，留守儿童达3万多人。留守少年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孤独感，自卑感，容易偏激、走极端，这已经成为瓮安乃至当今中国西部农村的普遍社会问题。

　　死者李树芬所在瓮安三中校长周遗贵告诉我，参与“6·28”事件的学生，多是家庭不大管的孩子，多是寄读生。全校3000多学生，其中有400多人来自单亲家庭，比重高达13.3%。

　　家庭温暖的缺失使不少青少年走向歧途。“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6·28”事件发生前，这首民谣在瓮安县中小学中广为流传，当地黑社会对校园的渗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