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地来了,倏地走了

    本报记者 杨芳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刘猛坐在四川绵阳一家茶馆里和朋友聊天。快10点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我想自杀！”对方劈头一句。

　　作为心理咨询师，当天他从都江堰赶到绵阳，对3名受“5·12”地震影响的患者进行心理援助。即便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也在用电话或者短信与患者沟通。从2008年5月19日赶赴灾区至今，这位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学教师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

　　“为什么呢？”刘猛的声音低沉下来，等待对方的进一步反应。一般而言，专业人士并不会直接询问对方的姓名等信息，而是尽量让其情绪先稳定下来。

　　但这次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只有一阵嘟嘟声。这个显示为绵阳当地的手机号码，自此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情。”刘猛攥着手机，隔几分钟就拨打一次。他先是拨打了中国移动的客服电话，后来又试图请当地人帮忙，最终不得不求助于110，希望能够找到打来电话的人。

　　接案民警把他拉到了附近的派出所，理由是在报案人登记后，上级才能查询手机主人的资料。在派出所，值班民警向绵阳市110指挥中心提出申请，得到的回复是需要进一步上报市局刑侦科。几经周折，在凌晨1时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刘猛只好写了份情况说明。

　　“可能是对方开玩笑呢！”一个民警安慰他说：“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万一这一个不是开玩笑呢？如果他因此自杀了，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刘猛趴在办公桌上，显得很疲惫。

　　最近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两三个声称要自杀的求助电话。虽然已经时隔近一年，那场灾难仍然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根据刘猛掌握的情况，涉及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地震影响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这其中既有亲历者，也有救援者，还有报道者，甚至是千里之外的电视观众。

　　在刘猛看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可惜留下来的人太少了”，一位当地记者感叹道。他常用的说法是，偌大的灾区，“只有刘猛一个在战斗”。

　　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必须要来，而且待下去，才能知道这里的情况。”刘猛说。

　　第二天傍晚，他回到了都江堰市城北馨居安置点。这里容纳了1600多户人家、5824人，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住所的当地居民。大半年来，刘猛一直跟随着这批人进行心理救援。

　　如果不是刻意观察，这片位于郊区的板房区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区没有什么区别。三个妇女坐在自家门口聊天，旁边是围着主人打转的博美犬。不远处的停车场上，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在打篮球，时不时有小孩子穿着旱冰鞋滑过。

　　刘猛随便指着一个路过的女子问：“你看她的情况怎么样？”

　　“挺正常啊！”在记者眼中，这个身穿粉色毛衣的女人，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看到刘猛的出现还热情地打招呼：“刘老师回来啦！”

　　就在不久前，这个女人还待在家里，不停地抚摸一张照片，嘴里嘟囔着。17寸彩色照片，上面的女孩穿了件黄色毛衣，面带微笑地侧对镜头。那是她年仅10岁的女儿，在地震中不幸丧生。

　　“别说刘老师了，亲戚朋友我也不说什么！”这位母亲说。最初的日子里，她几乎断绝了和亲朋的来往。即便碰上熟人，也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你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多。”刘猛说：“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白天照常和小朋友们嬉戏玩耍，但晚上常常被噩梦惊醒，哭泣着找爸爸妈妈。她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的父母“被压在大石头底下”，再也回不来了。

　　另一个总在鼓励别人挺住的女干部，人前一副笑吟吟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后还坚持工作。事实上，她的弟弟已经精神崩溃，住进了医院，她自己也会在一个人时偷偷蒙头大哭。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坚强的男人，也会在旁人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躲在家里泪流满面。还有的开摩托车跑到家人遇难的地方，也不说话，就是静静地看着。

　　根据刘猛访谈的数据，大约有10%的城北馨居住户受地震影响患有心理疾病。另一位心理学家邓明昱统计的整个地震灾区的比例在3~5%之间，人数在36万~60万左右。邓是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其数据是根据对灾区居民点访谈的资料以及在灾区精神卫生病房查房的资料所得出。

　　相较这一庞大人群，灾区的心理援助机构却屈指可数。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其中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站”、“灾后心理援助专题网站”、“点亮心灵的烛光，坚强我们心的长城——灾后心理重建援助”等专业网站。

　　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3个网站，发现最近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8年9月。3个公布的求助电话，一个无人接听，另一个提示是空号，剩下一个终于接通了，得知是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在做咨询。他暗示说这里还有其他专家，不过需要预约和收费。“要想免费的，只有我一个人。”他表示。

　　“我请你再呼吁一次：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咨询师。”坐在位于板房的办公室里，刘猛一脸严肃地说。据说，每逢有记者采访，他都会再三强调这句话。

　　一个多月前，刘猛就此事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可惜通过CCTV出来的时候，只剩下感动和飘扬”。为此，他又在博客上公布了被剪掉的对话，再次呼吁灾区的心理援助问题。

　　不过这些呼吁似乎没有太多效果。眼下，刘猛再次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

　　“现在还是你一个人吗？”记者以为经过舆论的轮番轰炸，这一情况会有所改变。

　　“是啊，我这不正着急呢嘛：不过已经和香港大学开展合作了，他们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那么有名的大学，怎么不派个心理咨询师来？”

　　“那些大牌咨询师，哎呀，没法说！”

　　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有心理咨询师答应

　　刘猛的心理救助站显得十分寒酸。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里，唯一的桌子是用废弃的木板和红砖勉强搭成，一旁的饮水机里装的其实是自来水。

　　就是在这间板房里，他“语气激动”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采访。他认为终于可以从法律制度建设上，呼吁一下灾区的心理援助了。

　　在这位大学讲师看来，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该建立起来的。他用“激情澎湃”形容当时大多数同行的表现。

　　2008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询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待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还有人振臂高呼道：“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

　　成都《天府早报》的一个记者估计，当时灾区起码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以至于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心理咨询师答应”的地步。

　　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这些人陆陆续续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们来时一样。在城北馨居管委会主任杨丽的记忆里，地震发生一个月时，她每天至少接待3拨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他们中有人只待了一天，有人留下来一周，时间长的也就坚持了3个月。

　　2008年6月底，一个志愿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个板房区调查，发现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

　　刘猛组织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曾经有上百名专业咨询人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有参与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市民心理援助的老外，还有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的特约心理专家。

　　在刘猛原先的设想里，这个非官方组织将长期有效地运作下去。在来四川之前，他计划只做5个案例，然后和其他人轮岗工作。当时，因为患有癫痫，他正在休病假。

　　“我就带了两件T恤衫，根本没打算待多久。”刘猛回忆说。如今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摆在地上的鞋子，其中有凉鞋、皮鞋和棉靴。这是他先后3次回家带过来的。

　　旁边的4间板房里，一度住满了数十名咨询师和志愿者，如今也是空无一人。这些人离开的理由各式各样，诸如单位有事情，领导不同意，家里离不开之类，还有的更为现实——“没钱了”。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看刘老师这样。”孟晓宇说。这个哈尔滨女孩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担任社工。

　　她差不多已经花去了自己的所有积蓄。每次买菜，她都会和人砍价一番，然后挑上最为便宜的菜头。至于大米和腊肉，都是当地居民送来的。

　　刘猛本人也花去了10多万元。作为国内第一批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他日常的咨询费是每小时1000元。为了继续跟踪灾民的心理变化，他向所在学校请了长假，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和另一名志愿者接连喝了一个星期的绿豆汤。最后那个同伴无法忍受，跳槽到另一家NGO“挣钱去了”。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记者抛给刘猛一个问题：“有人这样形容地震的心理援助情况，来如蚊虫，蜂拥而至；去像鸟兽，一哄而散。你如何看待其他心理咨询师的一哄而散？”

　　刘猛很为自己的同行喊冤：“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来时就是凭借‘激情’而不是‘信念’！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不想留下来，而是因为没一个好的志愿制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因为他们感觉灾区已经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从众而来，则必然会从众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