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1956年，这一年对于西藏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就意味着西藏历史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对于不愿改革的部分西藏上层来说，这个消息无异于惊天霹雳，于是来自反动上层的叛乱开始持续不断。在这期间，一些解放军和干部被杀害，当地百姓甚至寺庙也惨遭荼毒。中央一再忍让，提出六年不改的方针，但是西藏反动上层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要求永远不改，最终叛乱全面升级。与此同时，在群众和部分上层人士中间，改革呼声却此起彼伏，西藏社会变革在酝酿与妥协中徘徊，在改与不改的较量中进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

　　改革——筹委会成立

　　吴晨：一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了，哎呀，西藏要地震了， 就感觉到末日来了。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家副总理的陈毅出席了成立大会。

　　阿沛： 陈毅副总理到拉萨的那一天 , 参加大会的群众队伍特别多，人山人海的，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僧俗官员还有拉萨市民大部分都参加，没见过那么多人。

　　阿沛·央金白姆是阿沛阿旺晋美的第七个女儿，那时侯她才8岁，虽然记忆有点模糊但是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听父亲说，解放军最大的官要来西藏。

　　这张照片纪录并反映了当时筹备委员会的机构性质，机关受国务院领导。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西藏自1951年解放以来，一直都是多种政权并存，缺乏一个带有统一政权性质的机关。筹委会的成立，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也是中央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推进西藏民主改革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是在西藏部分反动上层中间，这却是让它们感到最为惶恐不安的一步。

　　彭哲：有一次我到达赖那个地方，他给我开玩笑，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是国务院发的，有这么大，嘎夏的章是黑章子，也很小，达赖说有人说筹备委员会的章子虽然大，但是不如嘎夏的起作用。

　　虽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出其中的内涵。

　　彭哲：筹备委员会做的决定很难执行，即使是取得一致以后也无法执行，实权是掌握在嘎夏的手里面。

　　尽管地方政府拥有大更多实权，但是对于一直不愿意改革的反动上层来说，筹委会的成立，与中央代表团来藏，被他们更多的怀疑成是中央来搞改革的。所以，筹委会的成立，在西藏上层心目中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金中：在那个时候，有个旧的地方政权，他们不同意成立筹备委员会。

　　早在解放初期，内地就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地主阶级的土地被政府没收，分配给农民，地主阶级消失。而到了1956年，包括邻近西藏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内的部分藏区也开始了民主改革。这些消息传来，让西藏的上层躁动不安。这对于那些不愿意改革的西藏反动上层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事实。

　　吴晨：四川的改革，在对西藏的局部叛乱是起着催化剂的作用的。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又烧了一把火。

　　在这期间，达赖、班禅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央的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亲密阶段。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共产党和解放军在藏族群众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西藏上层反动势力预感形势越来越不利，特别是筹委会的成立，更是让它们惶恐不安。他们加快了酝酿和策划以对抗改革为目的的局部武装叛乱的步伐。在西藏昌都，出现了“赶走汉人”“永不改革”的口号及其叛乱组织。

　　不改——昌都叛乱

　　1957年，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授意昌都江达宗头人齐美公布按“达赖的指令”，纠合叛乱武装发动局部叛乱。

　　李本信，今年87岁，时任西藏昌都分工委副书记，对于齐美工布在昌都的叛乱，他记忆犹新。

　　李本信： 我们认为他进步，一改革，我们就想在这个县带头做改革，带头主要人，他是积极分子，说服了他，他同意改革，他一带头，这个工作就好做了，

　　李本信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昌都叛乱头目齐美公布，因为一直拥护解放军进藏，所以也是共产党统战的主要对象

　　李本信： 改革他是不同意的，改革牵扯着他的利益，没收他的土地、财产、旧制度，所以他们这个政治地位没有了，财产没有了，他当然不干了。这个人也讲得很好，讲得确实是实际，他说我不能带这个头，我要带头，别的同仁，别的领主都反对我，我也站不住，我也孤立了，我不能带这个头，坚决不干的/说着这个人就哭了，很为难。

　　内地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而西藏的民主改革在51年解放之后经过了5年的等待，依旧没有任何进展，这也对西藏的部分干部产生一定影响，他们开始出现急躁的情绪，于是，对齐美公布的劝说工作依旧在进行，甚至更加频繁。

　　李本信：我们一直做工作，做到最后，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就演戏，饭前他们都没有同意的，吃饭之后突然之间变了，都同意了，盖章的盖章，签字的签字，我们很高兴，其实那是骗我们的， 第二天，有一个干部找到叛乱头子，找他去商量工作，一找找不到了，家里面没有人了，一看不光他本人找不到了，老婆、孩子、家里人都不见了，并且有些财产，一些东西也没有了。

　　昌都与甘孜以金沙江为界，一个在江西属于西藏，一个在江东属于四川。早在1955年，随达赖晋京的达赖副经师赤江和噶伦索康在回藏的过程中，就曾策动四川甘孜的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侣发动叛乱，1956年，甘孜已经进行的民主改革更是触犯了这些土司和头人的利益，他们拒绝改革，并发起叛乱，失败后，这些叛乱分子逃亡到昌都，与当地的叛乱武装汇合，昌都的叛乱由此爆发。中央曾派阿沛前往调解，但是齐美公布闭门不见，调解以失败而告终。

　　达赖赴印——成功说服

　　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应有之义。但面对这一形势，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迅速做出调整，提出六年之内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为了表示六年不改的诚意，中央开始大量撤出在藏的干部和解放军驻藏部队。

　　阴法唐：西藏的军队调回来60%，地方干部调回来90%还多，没剩几个人，有的县里面一个县没剩几个内地的。

　　留在西藏的干部，也停止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李本信说，甚至没事打麻将也是被允许的。

　　李本信：休息，写字、画画，学藏文，做准备，再就是打麻将，耍，就是这样的。

　　六年不改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上层的疑虑，但是，56年的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印度虽然在54年就同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因为和西藏比邻，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英美等帝国主义，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觊觎已久，分裂中国的想法一直就没中断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6年的冬天，达赖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纪念活动，让中央再次面临一个新的考验。

　　杨公素：他是比较聪明的一个青年，不是怕见记者，而是怕说错话，事先没有准备，他怕应付错了，所以他拿我来挡着。

　　杨公素今年99岁，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处处长，他说他曾在达赖赴印度之前，协助达赖第一次接受过境外媒体的采访，那次采访因为提前都有准备，所以达赖对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他也因此建立了对杨公素的信任。这次去印度，一路上聚集了大量的国外媒体，为了对付他们，达赖主动要求带上杨公素。据杨公素后来的回忆，达赖出发印度前和从印度回来之后的状态和思想有了很多的变化。而达赖赴印度的整个过程，也是中国和美印之间争取达赖的一场博弈和较量。

　　杨公素：他在印度的时候就有很多反华、反共的分子和美国人培养的反华、反共分子要他宣布独立，要他不去返回西藏，就在西藏搞独立。

　　除了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的教唆，包括印度本身，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和影响。为了争取达赖，印度政府甚至对班禅和达赖的接待工作也区别对待。

　　杨公素：达赖到印度去的时候，他没有挂中国国旗，挂的是雪山狮子旗，唱的国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唱的魂断蓝桥的歌，这个魂断蓝桥的歌是印度训练西藏兵唱的歌，去了以后，班禅跟达赖完全不一样，班禅就跟一般的贵宾的待遇，对于达赖，把他单独请到一个印度宫殿式的房子，他要平常招待达赖的人都变成女招待，招待得很高，所以达赖那个时候就跟周总理讲，他说不但我这个生活不习惯，我觉得印度方面有一种拉我的势力空气，他甚至讲到这个话。

　　面对这样的局面，周恩来总理曾两度亲赴印度，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交谈，邀请达赖的亲属吃饭，和达赖谈话，给他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希望达赖能够回国，而不是呆在印度。

　　杨公素：周总理甚至这样说，你们把达赖留在印度独立，西藏还是西藏，西藏搬不过来，他在印度只是一个流亡者，西藏的事情你还要办，布达拉宫搬不到印度来。

　　据杨公素回忆，达赖的姐姐曾告诉他，达赖这样描述自己的印度之行，“开始他没有拿定主意，因为他的两个哥哥，所以思想动摇了一下，后来经过周总理的劝说之后，他才坚定下来。确实，达赖参加完印度的佛事活动以后，途经噶伦堡，这是一个藏独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就在这里，不丹王后的一个宴请活动，让杨公素感觉到了达赖的变化

　　杨公素：宴会一共有五桌，我与达赖的哥哥一桌，两个搞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他们两个人把我看着，对我板起个面孔，这个时候达赖下来了，各个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跟我敬酒，碰杯，跟他两个哥哥说，你们好好谈谈吧，他态度就有变了，笑嘻嘻的。

　　正如杨公素所说，从前往印度前的不敢应付记者，到在印度经历多方的交涉与磨练之后，回到众多藏独分子聚集的地方，达赖反而显得从容镇定，这不能不说此次的印度之行，达赖变的更加老练，也更加懂得如何应付各种不同的场面。同时这也成为达赖与中央由密切的来往转向疏远的开始。

　　昌都反动上层的叛乱加上达赖前往印度的种种动摇迹象，让中央对西藏民主改革，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方针，同时也让中央意识到，统战工作要真正争取到上层的诚意，显得困难重重。但是改革终究还是要进行，所以争取群众的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依旧是西藏工作的重点。中央没有放弃包括举办培训班一类的工作，但是这样的培训班，也仅仅只限于兽医等特殊技能培训。就是在这样的培训班里，一个农奴因为上课而没有亲自为农奴主支乌拉差役，遭到了农奴主殴打，这在传统的西藏社会，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然而在1957年的西藏，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也成为共产党在西藏政策的试金石。

　　改革——旺钦平错

　　旺钦平措，西藏江孜地区的一个农奴，这是他在98年和当年在江孜工作的干部李国柱的合影。时间追溯到1957年夏天，旺钦平措的一场遭遇，使众多人认识了他。两年前，旺钦平措离开了人世，我们有幸找到了当年他的朋友平措，与及参与处理这件事情的李国柱女士。

　　李国柱：他是医务学习班当中的同学，并且参加了第三期，就在那里工作了，当了区队的队长。

　　平  措：旺金平措是做地毯的，我是种地的，8岁到25岁之间都是奴隶

　　平措和旺钦平措同属于江孜农奴主本根却珠家的农奴。因为平措种地，所以农活相对较多，还得照顾年老的父亲，而旺钦平措做地毯，有自己的技术，也相对轻松一点，所以他就去上了培训班。平措告诉我们，在当时，大部分人都和自己一样，繁重的乌拉差役，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农奴主的控制。旺钦平措也正是因为参加共产党举办的医务培训班，所以没能亲自支乌拉差役，才被贵族一家殴打。

　　平  措：以跟汉人走 不在我们农场干活为由。

　　李国柱：一共打了十几个小时。你打累了我再打，接着打，就这么绑起来，他就动弹不了，打完以后，就丢在柴火房里。

　　后来培训班的学员团结起来，集体状告到江孜基巧办事处，这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江孜的政权机构，县长出面，对此事进行了处理，赔偿旺钦平错50两藏银，并由农奴主献哈达表示承认错误。然而，这样的处理结果却没能得到学员的认同。

　　李国柱： 要是这个问题不处理好的话，他们也随时会被领主拉回去、抓回去，要打就打，不得上学就不得上学，参加工作，叫你退就得退。

　　后来，江孜地区分工委将此事汇报给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自治区筹委会经过派人调查，并在不断地争论与妥协中，于当年12月30日，对此事做了重新处理，以前赔偿的50两银子改为赔偿3000两银子，并对本根却珠拘役4个月，其夫人拘役2个月。

　　李国柱：1月18号在江孜召开宣判大会，宣判大会就是全江孜的所有寺庙、贵族，所有的三大领主的头目全部都参加，就是全江孜的各个系统，他们那个系统的头人，下属全部都参加。

　　在当时的农奴制社会背景下，学员们能够站出来与农奴主抗争，这种勇气，来自于一股暗暗涌动的潮流，虽然不是普遍的觉醒，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拨动了固守以旧的上层统治的敏感神经。

　　登巴降村： 这是新的概念，那个时候恐怕西藏有个字典的话，那是新的词了，以前都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所以群众看在眼，记在心。

　　当时的登巴降村正准备到内地参加培训班的学习，他说他每天都能在大昭寺和八角街的广场听到关于旺钦平错事件的广播。也正是这件事情，更加坚定了他去内地学习的信心。和旺钦平错有同样农奴命运的巴桑，此时也正在逃亡的路上，她也在寻找共产党。据李国柱说，当时还有一些农奴，就在路边等着培训班的车经过，然后跳上车，逃离农奴主的控制，这段时间里，一小部分提前觉悟的农奴，开始了对农奴制度的反抗。改革的前几天，平措说他还曾见到过一次旺钦平错。

　　平  措：在路上遇到旺金平措，忽然有人喊我名字，我应了，听见说，幸福的日子来临了，我问了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民主改革了，从今天开始不用做奴隶了。

　　在传统社会，贵族对拒绝提供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这时的西藏已经和平解放，西藏的广大农奴渴望人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最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做出决定，凡是当了干部的藏族，从此不再支乌拉徭役。同样的事情当时还有很多，在反动上层看来，让西藏的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政府给修路的农奴发工资，这是对延续几百年乌拉徭役制的冲击；培训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冲击了原有的封建等级秩序，这一切，都对不愿意改革的西藏部分反动上层构成了威胁，他们开始用武装叛乱对抗改革。而从印度回来之后的达赖，对叛乱活动采取的纵容态度，更是助长其嚣张气焰，到1958年底，西藏地区的叛乱活动变得越来越猖獗。

　　不改

　　这座寺庙名叫桑顶寺，坐落在美丽的羊卓雍湖西南的一座山坡上。众多人熟知它，是因为在这座寺庙里，有一位传奇的女活佛。

　　她就是十二世多吉帕姆女活佛，十七岁之前的她，在寺庙的生活非常平静，1959年，藏独分子一路北上，开始对桑顶寺进行骚扰，多吉帕姆遭到劫持。

　　李国柱：她就给我来信，她说我这里有叛乱份子不断地骚扰，意思你们有没有办法，能不能把我接到你们那去住。

　　李国柱当时在江孜地区分工委做统战工作，多吉帕姆就是她主要的统战对象，多吉帕姆曾在1955年前往北京参观，对共产党有很好的印象，在江孜，她也有一份江孜宗教事物委员会副主任的工作。1959年，叛乱分子开始到处烧杀抢夺，桑顶寺也未能幸免，叛匪头目安多·列西 在给多吉帕姆的信中这样写到“女活佛，你吃了不少汉人的大洋，你若愿意继承以前历世多吉帕姆的大业则罢，否则，我们将像对待山南某活佛一样，把大洋熔化成水银灌死你。何去何从，由你选择”叛匪多次要挟多吉帕姆，并在达赖逃亡印度之后，把她挟持到了印度。

　　李国柱： 尼泊尔还是印度有一个寺庙，是普通教，那个寺庙要留她，还派了人给她做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把她留在印度，不让她回来，他们不知道她要回来，表面上还是装着，你们说什么，嗯嗯的／她不去，别人做她的工作，她也不去。

　　叛乱分子企图拉拢更多的宗教人士，为藏独做准备。多吉帕姆很幸运，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她终于被接回到了国内。然而在那段时间里，被叛匪欺凌与杀害的藏民与及汉族干部，解放军都不在少数。

　　王贵：那是无恶不作，奸淫烧杀，什么都干，寺庙跑去抢，亚东最大的喇嘛让他杀了，还把宗本也给杀掉了，跟汉人走就是这个下场，很嚣张的。

　　1959年3月，叛军开始在拉萨周边进行武装挑衅，破坏公路，并在罗布林卡周边修筑战壕，频发冷枪。而拉萨城里，他们也是大量散发传单，张贴布告， 散布谣言，威胁当地百姓。

　　益西洛珠： 吃大米的和吃糌粑的要分开，吃糌粑的人从今天起回到西藏政府这边来，不能到革命的道路上去。这样以后没有事。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的亲戚、家里都要杀光。

　　益西洛珠今年76岁，当年是拉萨的一位农奴，1957年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培训班，后来就成为共产党宣传队的一员。他说，3月7号、8号这两天，他们也在拉萨街头做宣传工作。

　　益西洛珠： 那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宣传，反动派他们在那里宣传，我们到哪里去，他们到哪里来，一部分听我们的，一部分听他们的。

　　益西洛珠说当时的拉萨，气氛非常紧张，到处都是挎着刀的藏民，根本看不到解放军。他们的宣传也是时常受到威胁。

　　益西洛珠：如果解放军出去的时候，路上一个老百姓打了他，他不能还手的。那时候规定是这样的，这样子看不到解放军。哈萨城里面到处都是叛乱分子

　　59年3月10日部分反动上层分子领导和发动的西藏叛乱全面爆发。此后，叛乱活动逐步升级，拉萨城乡公路被毁、电路被断，房屋被烧，人员被杀。3月17日夜里，达赖从罗布林卡的侧门仓皇逃走，流亡国外。3月22日  拉萨的战乱被平息，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

　　从1951年到1959年，8年的时间，西藏的老百姓看了8年，想了8年，等了8年，比了8年，有人说这个时间相比内地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改革，真的很长，但是，如果没有反动分子的叛乱，用毛主席的话说，等待再长的时间，也是有可能的。1959年的拉萨叛乱，彻底改变了西藏社会的进程。与反对派的主观愿望相反，武装叛乱加速了他们的失败，宣告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灭亡，也使西藏的百万农奴提前获得解放、当家作主。迎来了民主改革的春天。世界屋脊上这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变革的进程如何？还会遇到哪些问题？请明天继续关注东方时空纪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变革中的冲突与较量》第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