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要不要“不高兴”
中国要不要“不高兴”
健康的爱国，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把《中国不高兴》和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两本书放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以“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升温”的印象。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是印在《中国可以说不》(下称《说不》)封底上的话，而2009年春天正被热议的《中国不高兴》(下称《不高兴》)则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这样的“英雄气概”似乎有些久违，而这正是作者希望呼唤的东西：“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
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言辞激烈的舆论大战。有人说，此书是“勇敢的开拓者”，“帮我们找回曾经的尊严”；有人批评此书作者是“一帮胸无点墨的愤青”，“空谈”，“惟恐天下不乱”。
书的销量随着争议升温而水涨船高。3月24日，该书策划人、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波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半个月间，《不高兴》共销售19万册，已经超过了《说不》。
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不高兴》是1个商人加5个文人粗制滥造的产物。前者是指张小波，后者除了王小东外，还有宋晓军、宋强、黄纪苏和刘仰。
这6人中，张小波和宋强是《说不》的作者；宋晓军是知名军事评论员，甚至有“当代广大军事迷之精神领袖”一称；王小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纪苏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轰动一时的话剧《切·格瓦拉》编剧；刘仰的身份是“学者和资深媒体人”。
不可否认，《不高兴》无论在论据的充分或是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越了《说不》。他们希望刺激中国各界反思：在“崇洋”的道路上，我们是否已经走得太远？
这方面的检讨，《不高兴》中处处可见。书中提到，汶川大地震后唐家山堰塞湖排险的一幕让人们发现，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却连大型直升机都无法自己研制生产。“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宋晓军建议，中国应当趁西方金融危机之际购买数控机床、发动机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媒体上天天讨论的是应不应该买美国债券”。
王小东则借用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的话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一些精英被西方“吓破了胆”，认为科技是非常神秘的东西，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
《不高兴》的矛头所向，除了西方，还有那些偏好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王小东们称之为“逆向民族主义”---自我矮化，认为中华民族不如人。他们也用相当尖刻的言辞，着重清算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平庸，被点名的甚至包括钱钟书、王朔、王小波等人。
面对“不高兴”引发的热烈争论，《望东方周刊》与该书作者和持不同意见方分别进行了对话。
我们没有反对一切
---对话王小东、黄纪苏
西方该下岗出局了
《望东方周刊》：是什么给了你们这么大的信心，认为中国可以领导世界？
黄纪苏：我比较喜欢这本书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世界发展史，如果说在2008年以前，一切还不清楚的话，那么到2008年应该清楚了，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时候。这对中国意味着挑战，也可能意味着机会。中国这么大块头，你一定要有大抱负。
西方领导世界500年了，现在出了那么大的问题，也该下岗出局了。我们没有说中国一定可以当世界领袖，但是可能性很大。这个使命不是一个小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承担得了的。但是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望东方周刊》：大家会问，中国凭什么当世界领袖？
王小东：我们没说今天就要当。外国人告诉我说，中国的精英集团没有视野，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视野。
黄纪苏：美国的精英就具有这种视野。有一篇文章说，30年前货币体制改成美元本位，与黄金脱钩，美国因此得了大便宜，相当于白坐车。但是美国的精英一直都在研究，如果有一天其他国家对此不满，不让他们白坐车了，怎么办。虽然，几十年来，世界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预案他们一直都在做。这就是远见和视野。
《望东方周刊》：你们提出要“持剑经商”，这样的言论是否会加剧中国威胁论？
黄纪苏：我们老是担心是不是会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在意，倒是国内的人先替他们着急。
王小东：战术上可以潜伏，但是战略上没法潜伏，中国这么大个头，你怎么潜伏？潜伏只能是束缚了自己，而别人还都不信。
我们为什么被贴标签
《望东方周刊》：《不高兴》剖析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人指出根本上应当通过改革内政来解决，而你们的路径却是指向国际。
王小东：我的观点是，当你拥有一个远大的国际目标之后，反而能够促进你内政的改革。
《望东方周刊》：你们的书给外界一种感觉，你们是要反对西方的一切。其实西方是个笼统的概念，起码可以分为外交上的西方和内政上的西方，而你们对后者很少论及。
王小东：老实说我们对西方的内政很少说，当然说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作了一些分析，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由生活习惯导致的，养尊处优太久了。我并不认为金融危机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没有提出过批评。
黄纪苏：我们没有反对一切。有人说美国民主制度是假的，我还专门反驳了一下。我不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用民主来形成制度化的监督，这是有效的。
《望东方周刊》：在这一点上，看来你们与被你们批评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们的真正分歧在哪里？
王小东：我们反对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主张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民主跟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神明来对待，学习别人的长处没问题，从仿生学上，可能从苍蝇上也有可学的东西，但是不需要因此就把苍蝇敬若神明吧。
《望东方周刊》：就是说你们希望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王小东：这么说又把我们简单化了，又有人该骂我们愤青了，我们说了很多，不光是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对中国的迷信也要破除。
《望东方周刊》：许多人尤其网民，将你们视为民族主义的旗手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你们自己如何定位？
王小东：上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中国助手问我，儒家、马克思主义、西方，你总得靠一个吧，否则就不系统化了。我说我不靠行不行啊，我的系统化不用你操心。他不仅给你贴标签，而且就让你从三个当中挑。我看哪个也不合适啊。
黄纪苏：我的表述是，我们未来的文明一定是属于过去5000年的，但是一定也是容纳了刚过去100多年的东西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东西。我专门说了，要警惕以一种倾向反对另外一种倾向。即使西方发生危机了，我们也不是说要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
《望东方周刊》：但是你们仍然被贴了标签。
黄纪苏：我们的知识精英在思想方法上有个问题，喜欢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
他们比愤青更极端
---对话许纪霖
比网络上的愤青更幼稚
《望东方周刊》：《中国不高兴》一书引起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新一轮关注，你如何评价这本书？
许纪霖：像《中国可以说不》一样，这是一本充满可疑的商业动机的畅销书，其生产过程，一开始就奔着畅销而去，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吸引眼球搏出位。内中表达比网络愤青更极端。重要的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怎么说。理性是不会畅销的，而被文化工业支配的流行作品，典型的语言就是非理性的挑逗。我想，对这本书最严肃的态度就是任凭其自说自话，而去关注这本书背后中国近十年来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蜕变。
《望东方周刊》：这个蜕变是怎样的？
许纪霖：近年来特别是去年火炬传递事件之后，爱国主义狂飙兴起。爱国狂飙是怎么形成的？这十年来我一直追踪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发现从鸦片战争后至今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形态从1840年到1949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抵抗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近代落后挨打、受到屈辱所引起的反应。
第二种形态可以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从“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到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新儒学，都是对五四以后产生的全盘反传统的反弹，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更多地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价值，发掘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应该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目标是不冲突的。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传统如何与现代性接轨。其背后依然有世界主义的情怀，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有正面的遗产可以作为现代性的本土资源。
不过，最近1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其背景不再是被动的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后，一种希望得到世界承认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变化是，它从内在的文化诉求发展为外向的“承认的政治”。
这种新民族主义从精英到大众，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在知识界，这几年“施米特热” 长盛不衰，一个纳粹时期的德国桂冠法学家如今被一些知识分子奉若神明，断言政治就是“分清敌我”，呼吁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后决断权”的强势国家，从民族主义走向了国家主义。
而在大众层面，产生了相当普遍的“中国认同”的心理诉求。在使馆被炸、战机相撞、小泉参拜、火炬传递等几个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之下，演变为席卷神州乃至全球的爱国潮。
爱国主义本身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在狂潮内部，沉渣泛起，出现了一种“勃起式的民族主义”。它既自大又自卑，像阿Q一样，缺乏自信，特别在意别人、尤其是比自己强的国家的脸色，索要一种莫明其妙的“不高兴”的权利。
如果说前两种民族主义还是以普遍性的现代性价值作为目标追求的话，那么如今这波民族主义却要打破世界主义，试图寻找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方案。
多研究自身的制度和文化认同
《望东方周刊》：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民族主义，这与《中国不高兴》又有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有些自由主义者将之视为20世纪中国的“病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民族主义本身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核心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是一把双刃剑，法国、美国建国之初也形成了民族主义，它们是与自由民主传统相结合的。而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起初的文化民族主义还比较健康，随后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进一步蜕变为可怕的国家主义，最后导致法西斯主义。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只有“天下”和“王朝”。“民族国家”与“个人”是同时诞生的，而且关系密切，后来才发生了分离和紧张。民族主义的真正问题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我们”，什么样的“中国认同”？
从这里我们看到，民族的目标与民主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但一些头脑简单的爱国愤青们，将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制度选择和文化认同割裂，只说爱国，而不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他们的国家认同，只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靠敌人的存在而形成“我们”。这种敌我分明的爱国，一旦敌人消失，“我们”便成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于是不断地寻找敌人，制造敌人。
《中国不高兴》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这种粗鄙化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它主动迎合了社会层面中情绪化的东西，即在网络中极端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绝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据我在大学里面对学生的了解，大学生虽然与以前相比爱国情绪高涨很多，但大多数还是比较理性，比如他们对蔡铭超的“拍而不买”式的爱国行为颇不以为然。但《中国不高兴》却试图通过对现代传媒的操控，将那些非理性的情绪制造成主流。
《望东方周刊》：但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告诉我，他们并不反对那种普遍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
许纪霖：态度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态度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你怎么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西方的确很复杂，对内对外不一样，在对外事务上，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普遍的正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再抱有幻想。
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样？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相信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强权就是一切，以中国的强权对抗西方的强权，还有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
所谓负责任，除了对国家利益负责之外，还要考虑对全球公认的正义原则负责。健康的爱国主义，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强权之上还有正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刚刚完成一个研究，用大量史料证明“五四”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运动，当年热血的“五四”青年们，具有广博的世界主义理想，《北京学生界宣言》中讲得很明白，他们争的不仅仅是国权，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五四”知识分子的胸怀何其之大，爱国青年们要继承的，应该是“五四”前辈传下来的这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民族主义。
《望东方周刊》：可是火炬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意的反弹，正是因为民众认为我们一心希望融入世界，而世界并没有拥抱我们。
许纪霖：什么是“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吗？即使是“西方”，谁又代表“西方”呢？为什么要将某国政府某时期某外交政策视为西方的整体呢？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政府、媒体、学者与民众之间差异很大，我们可以就一些具体的不义行为表明我们的抗议，但没有必要将西方看作是一个与“我们”为敌的整体。就像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他们抗议美国扶助日本、苏军在东北的暴行，有着独立的“中国立场”，但绝不会整体反西方。
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对立，如同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不仅可笑，而且愚蠢。虚幻的“敌人”，所制造的只是虚幻的“我们”，而将形成“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忽略了。与其将精力放在外部去寻找敌人，不如创造一个开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由讨论、选择和建构共同的家园：什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什么既是“我们”的、又是全人类的中国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