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是社会主义，门外是农奴制”——一个摄影记者五十年前的西藏记忆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万静发自北京

　　24岁的陈宗烈进入西藏时，原本是想好好干一番事业。那时是1956年。他响应支援西藏的号召，加入万人大军，从北京千里迢迢到了拉萨。他是去《西藏日报》担任摄影记者。

　　结果到拉萨一个月后，由于民主改革条件实际并未成熟，政策又收缩。不到半年时间，同去的人基本又撤回内地。陈宗烈留在了拉萨。

　　陈宗烈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他父亲曾是国民党的上校，在前线抗战八年，因不甘同流合污，一直两手空空，还养着四个孩子。他买不起全家六口人的飞机票，也看不惯国民党，就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留在了大陆。

　　1951年“镇压反革命”，陈宗烈的父亲被判到青海劳改十年，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被特赦，回到江苏老家不久后就病死了。

　　陈宗烈也一直受到牵连，在江苏老家，入团、入党、参加抗美援朝，都没有他的份儿。幸好他有个姑妈在北京，在抗战时期担任过李立三的秘书，解放后本来让她去政务院工作，她不愿意去，和她丈夫张仃一起当了老师。张仃当时在中央美院当教授。

　　陈宗烈到北京投奔了姑妈。他报名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工考试，很快被录取去搞摄影，还给吴印咸当过摄影助理。后来被厂里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了两年新闻纪录摄影。

　　从北影毕业后，他被选派到西藏去工作。在那里，陈宗烈积极表现，入了党。跟他同去西藏的还有郭超人，后来当了新华社社长。

　　1960年陈宗烈还评上了全国劳模。临去北京参加劳模大会前，报社政治部主任找他谈话，让他填报成分时不要再写“官僚地主”，而要写“旧军官”。

　　“文革”中，陈宗烈被发配到当地农场劳动，直到林彪出事，才获平反。1981年从拉萨调回北京，在《北京周报》工作。

　　在西藏25年间，陈宗烈历经西藏民主改革前、平叛、民主改革、“文革”、平反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民主改革前，陈宗烈拍摄了大量的图片。达赖、法王、贵族、领主、牧民、农奴、乞丐，因为各种机缘，都成为陈宗烈的拍摄对象。

　　下乡宣传“六年不改”

　　那时不叫援藏，叫调干。不像现在援藏很光荣，三年五年就把你换回来，没有这个事。我们是连户口、工作关系都迁过去了，只能到这里待着，回不来。我那会也年轻，响应号召，就高高兴兴地去了。

　　跟我们同路的各行各业都有，有的是刚从学校毕业要分配的学生，有些是机关干部。当时支援西藏改革，一个是给钱，一个是给人。给钱倒没有问题，财政部出。我们进藏时，人民币还不流通，只认袁世凯头像的大洋，因为这个银元质量好。为了支援西藏，就把内地二十几个省的银元全部调空了。

　　那时整个拉萨也只有三万人，最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乞丐，乞丐占了4000人。只要一上街，后面就跟着一帮小孩，缠着你要东西。拉萨也有一些楼房建筑，但其他地方很多都是破烂帐篷，住着从各地逃亡到拉萨的贫苦农民。

　　我们去的时候还不会藏语。所以一进藏，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必须要学藏语。到了拉萨，不到一个星期，我就马上参加单位组织的藏语学习班。早晚都上课，大概是学了两个月。我当时很努力，学得还不错，基本日常用语都解决了。藏语很复杂，还分贵族说的话和普通藏民说的话，比如贵族之间问话是“您贵姓大名”，普通老百姓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生活、上班、学习都在西藏日报社的院子里。到了拉萨后，就有领导跟我们说，你们来了千万要注意，首先要服从民族政策，再就是不要乱动，不能够随便跑，大门是一个界限，大门外是封建农奴社会，只有门里才是社会主义。

　　也是由于安全考虑，到了拉萨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们每个人就发了一柄枪。我发的是德国的勃朗宁手枪，是很小的，还有20发子弹。领导说，这个出去工作的时候必须带着，至少这个东西可以壮一壮自己的胆。但也跟我们申明，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开第一枪，也就是说，当你的生命没到万分危险的时候，不准打第一枪，有这个政策。

　　学藏语同时我们也搞一些摄影报道，但是机会很少，活动不多。通常是搞一些统战性的采访，比如当时有政策，藏族贵族和平民可以免费看病，我们就去做宣传。还有一些重要官员举行会议，或者参观新建的学校、电站工地，我们也跟着拍摄。

　　我们进藏一个月后，因为改革条件实际并不具备，政策就变了，暂停西藏民主改革，改为宣传西藏原有制度“六年不变”。再到后来工作也都收缩，我们宣扬完中央六年不改的政策，就没有什么好做了。拿我们西藏日报社来说，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从内地调了差不多三百多人去，一收缩全部走了，汉文编辑部就留了九个汉族人，藏文编辑部留下了两个汉族人，再加上本地聘请的藏族、印刷厂人员，总共加起来才七八十人。

　　参加完学习班后，我就去了藏北那曲地区，也叫黑河，是西藏最高的地区。报社在那儿有个记者站。黑河地区的语言和拉萨、日喀则的完全是两码事，既听不懂，也说不通。所以又得重新学。一边学一边跟着工作组下乡。

　　去藏北，我们着重宣传一个是六年不改，还有一个就是宣传当地的军政干部怎么做好事。我当时很积极，不会骑马就硬着头皮骑，摔了很多跤，后来也骑得相当好；不会吃生肉，也硬着头皮吃。我到藏北时是大冬天，正好赶上牧民宰牛宰羊的季节。当时的藏北的牛羊便宜得不得了，一块大洋买一只羊，牛在那曲地区是六块，稍微远一点是三块钱。

　　拍摄西天“神路”

　　收缩后，原来我们摄影部是12个人，后来全部走了，只剩我一个，所以我就从记者站撤回拉萨，留在编辑部。

　　那时候已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达赖，副主任委员是班禅和张国华。《西藏日报》实质上是党的机关报，但是名称上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是西藏筹备委员会的机关报。所以报社的编辑委员会里，除了工委任命的党员，还有西藏的上层人士。

　　当时报社的副总编里有三位，其中一位是擦珠活佛，是西藏的学者，也被人称为西藏大诗人。他名望很高，过去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留学生，东渡日本留过学。

　　噶雪·顿珠也是副总编，他还是达赖喇嘛的口语翻译，有时他主动跟我说，今天哪里有什么重要活动，不报道没有关系，陈先生你去拍，将来可以做一个资料。

　　他是每天穿黄袍马褂，一身贵族的打扮，他走到哪里，人家都要低着头，让他先走，伸着舌头，表示敬畏。我跟着他，一路畅通无阻。布达拉宫或者罗布林卡，我都能进到里面拍。

　　当时除了我，在拉萨还有很多记者，有新华分社的，还有拍电影的，但他们就很难有这个机会，一般不让他们去。他们也很难找到像噶雪副总编辑那样的人，给他们引路。

　　我还拍到了达赖出行的场面。那是在1958年，达赖喇嘛要考格西，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要从哲蚌寺去到色拉寺。噶雪提前跟我说，有这么个活动，去看看，可以拍点照。我就跟他去了

　　达赖平常都在布达拉宫或者罗布林卡居住，极少出来，除非是有什么大事。那个时候的达赖喇嘛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国家给他配了一辆很高级的轿车，是当时苏联的“吉斯”车。当年只有毛主席、周总理还有一些中央领导才有这个待遇。给他也是这个待遇，班禅也是这样，一人一辆“吉斯”车。

　　但他很少坐。他出行都是坐轿子。轿子是用黄色的绸缎蒙起来的，轿顶是金顶，叫黄轿金顶。这是清朝顺治皇帝赐给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当时的意思是皇帝给信得过的大臣的赏赐，是非常高的恩惠。五世达赖也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特别的照顾。所以他把轿子弄回来之后，出行就要坐这个轿子。从五世达赖起，每一世达赖，都沿用这顶轿子。几百年来这轿子也坏了，就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好。

　　1958年8月的一天正午，在拉萨色拉乌孜山南麓小道两侧，事先用石头子各铺出一条警戒线，做出标志，中间是 “神路”。一列威严肃穆的队伍，占据了这条荒漠而神圣的土路。贵族、僧侣身穿用苏杭丝绸缝制的官服，骑着高头大马。按照旧制，僧官在前，俗官在后。人们簇拥着一顶用黄色锦缎包裹着的大轿。达赖就坐在这顶大轿里。轿前有人秉持着用孔雀羽毛制成的伞“孔雀伞”，轿的上方还撑开一顶帷幔式华盖，撑伞者用手不停地转动着它。

　　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骑马护轿而行，其他官员按照职位品级高低，威风凛凛地依次行进；徒步者均为农奴或家奴，但佩带整齐、服饰鲜明，他们是贵人的护兵和侍从，沿途忙忙碌碌，牵马执镫，护卫并侍候着自己的主人；十六名“清兵”装束的轿夫，肩膀稳健，步伐协调，小心翼翼地抬着御赐之轿，徐徐向前移动……

　　没有人有机会拍摄这个场面。周围都是戒备森严的。因为噶雪的关系，我不但拿到特别通行证进入这个活动，就算是近距离给达赖坐的轿子拍照，也没人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