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上哪个人描述得更真实，却是张胡两个人对一段情分明的态度

　　本刊记者/孙冉

　　把小说不当小说来读，这差不多是《小团圆》如今未售先火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张爱玲的目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悲哀。

　　而最先把张爱玲拉入这个陷阱的，还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这本书完成于1959年，书里胡兰成描述了和自己有关系的八个女人。这本书打从一出生就充满着争议，因为它离那八个女人的时代太近了。与其说是“高山大海不可以儿女私情”的诉说，倒不如说是一种沾沾自喜的回味。

　　这大概就是一段缘在胡张之间的区别。

　　在这本书尚未付梓的1958年，胡兰成就把《今生今世》的上卷寄给了张爱玲。没人知道这个男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张爱玲的回复显得异常平静——“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或许在更早的11年前，张就在信里已经回复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对于这个人，那段情，张爱玲也始终没有放下，她心里揣着《小团圆》走过了晚年。她自己本来也就没把它当作小说来写，而是一本影射体的自传。

　　而对于张爱玲的传记作者们，却是矛盾得很，他们大多爱张至深，恨胡要死，但他们此前能获得所有有关这段感情的材料，竟然全部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让一个讨厌的人来描述自己爱的人，这差不多是张爱玲传记作家们最纠结的一点。

　　《小团圆》出版后，他们至少可以这样写了：

　　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两人于1943年认识，次年结婚，彼时张23岁，胡35岁)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影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这个事实，在《今生今世》里是胡兰成的忘不了，是张爱玲的放不下；而在《小团圆》里，这只是真实的还债。只是因邵之雍(胡兰成)此前给了盛九莉(张爱玲)很多钱。只是“我欠你情，我还你债。”世俗到没有任何联想的余地。

　　再比如，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婚书。所有的传记都照抄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说他们私下结婚，婚书上写道：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则是胡兰成所撰。郎情妾意溢于言表。

　　而到了《小团圆》里，这一切就现实化了。主人公盛九莉老想跟邵之雍结婚，邵之雍总不妥协。邵说，给你写一个婚书就行了。结果，盛九莉就去买了，买了之后邵之雍说你怎么就买一张呀？然后就写了，就给她了，过后就搁箱子底，没有用。

　　张爱玲倒是有意规避了浪漫。

　　这是两本书最大的差别，一个是回忆录，一个是小说，真说不上哪个更真实，却是两个人对一段情分明的态度。

　　在胡兰成是有点沾沾自喜，而对于张爱玲则“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小说里她有一些话体现。比如现在那句像广告词一样的话，“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是她对这段情最后的态度。

　　而《小团圆》里，却让读者看到了张爱玲掩饰不住的心。比如，盛九莉非常在乎婚姻，一直盯着两人的问题怎么办。后来，邵之雍给了她两份(与前妻的)离婚启事。离婚启事放在她面前，这个女人就忍住不乐，其实心中乐。

　　邵之雍看着盛九莉的脸说，你脸上有神光。九莉却说，那是涂的护肤油。

　　在文化学者止庵看来，这两个版本的胡张恋，最大的区别就是，之于胡兰成是雾里看花的浪漫，之于张爱玲是内心冰冷的人间化。

　　而台湾学者南方朔则认为，“胡腔”是一种过时了的民国文人的唯美空洞腔，而“张腔”则代表了一种西式的说真话态度。两相对比，他恨胡爱张，“难怪张爱玲要叫他无赖人”。       ★

　　最关键的那块“拼图”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金锁记》

　　文/万佳欢

　　1975年～1976年，年过50的张爱玲完成“自白小说”《小团圆》后将其搁置一旁，继续着手写短篇小说《色·戒》。

　　《色·戒》来自于两个真实故事的拼贴，即上海的郑萍如刺杀汪伪政权高级官员丁默村事件，和老朋友宋淇给张讲述的天津一些年轻人刺杀汉奸的故事。

　　而作品一经出版，一些索隐派就认为，张爱玲极有可能曾经从胡兰成口中得知汉奸的内幕。更有人由胡兰成曾经的汉奸身份指出，女主角王佳芝身上带有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钱钟书曾这样描述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然而几乎人人都想从张爱玲的作品中看清她本人的模样。张爱玲因用字的精练和疏离感，其作品被称为“纸上电影”，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一种距离感，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加之她早年的传奇身世与晚年的深居简出，使人们更加钟情于将她笔下的人物与她本人进行比对和推演，试图最终拼贴出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其实，自早期的《倾城之恋》等作品开始，张爱玲的每一部小说都从来不乏对她个人的各种臆测目光。在那些作品中，她些许带入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大家也由此拼出了张爱玲的大致轮廓：骄傲、聪明如白流苏，压抑、淡漠如曹七巧……

　　而在这幅张爱玲拼图上，唯独缺了她的自我反视和自我剖析。

　　现在，这个“拼图游戏”中最关键的一块——《小团圆》已经出现。

　　虽然很多研究者指出，张写《色·戒》主要是为了探讨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没有更多的企图，但2009年《小团圆》的发表还是将这种揣度推向了顶峰——《小团圆》自传体的写作，以及序中刊载张的信中提及“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等等，无不让人浮想联翩。“张迷”们更发现，女主人公盛九莉的台词里，“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一句话曾经一字不误地出现在《色·戒》中。

　　《小团圆》：一个更真实、更悲凉的张爱玲

　　与很多研究张爱玲的人一样，上海作家淳子也对张作品中的人物及她本人进行过深入探究，并且将张爱玲的“拼图”“拼”得像模像样。看完《小团圆》后，她发现，自己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以印证的对白。小说里，盛九莉取出二两金子递给母亲：“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她母亲坚决地说：“我不要，”然后流下泪来。

　　读到这里，淳子号啕大哭。她找到了自己之前推断的“证据”，张爱玲果然一直都没有体会和原谅自己的母亲。“书里的张爱玲就是一向以来我研究、观察她作品的那个感觉，只是更悲凉。”

　　“我知道她一生是委屈的，只是不知道委屈到这种程度；知道她一生的每一种情感都是千疮百孔的，但是不知道这个黑洞是那么深、那么大。”淳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小团圆》更为集中地展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张爱玲。

　　在《小团圆》中，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张爱玲的“张迷”们惊呼：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张爱玲，她比以前所有作品的主人公更加复杂：她自卑而冷酷，焦虑而多疑。

　　《张爱玲传》作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在读《小团圆》时，常没来由地想起鲁迅所谓“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发现，小说中对自我的处理堪称“心狠手辣”，而写《小团圆》时的张爱玲也比早年时写作抛弃的东西多得多。“同样写母女关系的紧张，《私语》中尚有‘分寸’，此时再无顾忌。彼时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如炎樱、姑姑，下笔都有顾忌，此时都往透里写。”

　　小说中，盛九莉形容母亲“脸的轮廓消蚀掉一块，改变了眼睛与嘴的部位”，形容九莉的情人邵之雍最后“使她憎笑得要叫起来”。

　　“她有一份彻底，她下得了手。”余斌感慨地说。

　　陈子善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张爱玲对人生的复杂性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整个小说中都是嘲讽的口吻——所有人，包括盛九莉自己，都在不断地分析自己、嘲讽自己。”

　　拼出“真实”的张爱玲？

　　在这本自传性和私密性最强的《小团圆》中，张爱玲好像在迫不及待地要对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做一个总结，所有与她家族及生活有关的人物影子都不难在里面被找到。

　　“从文本的角度看，这是一部自传性质非常强烈的‘私小说’和女性性心理小说，比起以前的作品，更为显著、夸张。”淳子说。于是，很多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恨不得使用电脑中的替换系统，把人物带到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去。

　　无疑，《小团圆》是迄今为止最接近最真实的张爱玲、也是张爱玲调动她生活积累最多的一本书。有了这一块，张爱玲的形象拼图眼看就要拼接完整。

　　但是，盛九莉真的是张爱玲么？陈子善对此甚为疑惑。

　　和其他读者不同，由于亲眼见过张爱玲笔下的一些角色，陈子善在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有一种与真实比对的心理，“在感情上，我会碰到这样的困惑：她这么写她姑姑，有什么依据？”

　　80年代末，陈子善曾经多次登门拜访张爱玲的姑姑，他看到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虽然由于年龄和身体问题，她当时已经不得不卧床，但是总的来说精神还是很好。

　　一次，陈子善直截了当地问姑姑：“对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接触，当时你是什么态度？”她回答说：“很简单啊，我不干涉他们。胡兰成来了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到我房间里去，让他们呆在一起说话。我不可能呆在边上，好像监视他们一样。”

　　“她的意思也就是说，张爱玲已经成年了，有权利决定自己把握私人事情和情感问题，她不表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陈子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小说里的描写则跟他的印象有很大出入。姑姑“楚娣”不断地从她的眼光来看待盛九莉与邵之雍的恋情，并发表意见。

　　陈子善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相信小说，还是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候，他也会回过头去考虑张爱玲的整体构思：“她所写的姑姑是青年到中年，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差距很大。或者，也有可能当时对胡兰成的形象还很敏感，她不好说。”“但是，毕竟她姑姑给我的印象同小说里还是不一样的。”

　　对这份疑惑，陈子善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得出结论：小说就是小说。“西方文艺理论都认为，小说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小团圆》中是有许多真实人物的影子，但是不能把角色与现实画等号。别说是小说，就算是历史著作，不也不可能完全真实么？”

　　他认为，小说中的情节很难说究竟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有多少又是以真实为基础重新构思的。“更多的细节无法证实。从《小团圆》还原真实人物不但不可能，而且也很危险，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因为可能人家极有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小团圆》中揭露出来的“张爱玲”，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并没有太多惊喜，但张爱玲如此强烈的“自传冲动”还是令他稍感意外。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书中情节与她的经历丝丝入扣，以至这本书你想不把它当自传都难，“与之前的作品将‘小说冲动’放在第一位不同，《小团圆》的自传冲动已然压倒了‘小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金宏达认为，这与张爱玲当时在美国时的创作窘境有关系。“很显然，她的创作其实是不大有出路了。写自己熟知的东西，既是她的好处，也是她的危机所在。后来，只好拿自己的经历做文章，吸引华人世界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盛九莉就是她自己。这是一一对号入座的事情。”

　　金宏达对本刊说，由于张爱玲的创作无法打入美国的主流文学，那里的生活也不能提供给她更多的创作素材，她只好把自己的作品改成英文，又将《金锁记》改成《怨女》。六七十年代，她甚至为了迎合市场想要写少帅张学良，接着还想研究丁玲。

　　究竟，《小团圆》里透露出多少真实张爱玲的信息，而真实的张爱玲又该是什么样的？要完全拼好张爱玲这块图，恐怕单凭一个《小团圆》还远远不够。

　　“拼图”的人们：还原真实或是制造传奇？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张爱玲在上海的生活，还是离开中国，至最后去世，关于张爱玲其人及经历的种种猜测和想象都不曾减弱。

　　自“张爱玲热”由海外和港台蔓延至大陆的20多年来，大陆的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有关张爱玲的图书百余部，其中各式各样的张爱玲传记就有10余部；除了作品被频频改编成影视作品、话剧外，她本人的经历也被数次搬上了影视。

　　从1993年就开始研究张爱玲的上海女作家淳子对本刊表示，“在张爱玲巅峰期过后的漫长时间里，更像是别人不断地在书写张爱玲，把她书写成了一个传奇。”

　　为什么偏偏是对张爱玲如此？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对本刊指出，“张爱玲是倾向于充分利用个人经验一型的作家，不大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她虽曾声明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抱‘私家禁地，请勿践踏’的态度，《流言》中却也披露了不少自传材料。”这样的作品创作方式当然让人们对“索隐”更加乐此不疲。

　　张爱玲的弟弟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我姐姐的作品都各有其本。”本即“出处”，张爱玲的小说多和她极其有限的个人经历有关，从《传奇》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大都有其“本”事。

　　此外，张爱玲传奇般的身世和恋爱经历，英国贵族般的缄默，中老年时期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以及80年代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后，并将其经典化之前，她给中国大陆读者留下的神秘印象，甚至于她悄然避世和无声的离世，恐怕都为大众的好奇心增添了砝码。

　　总之，90年代以后，张爱玲迅速成为最醒目的文化商品和文化符号。“人们已经把她当作一个另类人物传奇化了，喜欢在作品中推演她的生平行状也不足为奇。”金宏达对本刊说。

　　金宏达曾经撰文将李安等人列为 “索隐派”。他指出，有的人过于刻意地去作品里面找张爱玲个人的影子，这实际上有些虚夸，比如《色·戒》，明明张爱玲自己说她的企图就是要尝试写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硬说她是写胡、张之恋，这是不对的。

　　这种“索隐”所造成的后果是，很多人对张爱玲其人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余斌对“张爱玲热”中的一股“偷窥欲”已有些反感，“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出版后注定了要被作对号入座式的消费”。

　　据悉，在港台面世一个多月来，《小团圆》即连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榜首，并已准备再版。

　　《小团圆》出版后不到一月，3月22日，香港大学便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华东大学教授陈子善、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欧梵等张爱玲研究专家均有出席，主题是“从《小团圆》再看张爱玲”。4月9日，香港大学将再举办一场名为“张爱玲：浪漫的两种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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