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捐款成“空头支票” 外企遭川籍员工起诉

　　世界第二大人力资源公司任仕达对地震捐款开 “空头支票”，遭公司的川籍员工卢军起诉。他批评公司的行为是 “在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拿空口许诺来提升品牌形象”。

　　地震捐款开“空头支票”并非只有任仕达这一孤例。如何约束企业的捐款承诺，成为了企业责任与慈善立法都无法回避的话题。

　　总部位于荷兰的世界著名人力资源机构——任仕达中国上海派遣人才公司在“5·12”地震中承诺捐建一座希望小学，却因迟迟不能兑现遭到员工质疑。原 任该公司市场总监的卢军将其诉至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诉称任仕达置社会公共利益于不顾，侵害了他的人格尊严，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他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并向公众 致歉。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法院近期将开庭审理此案。

　　企业捐赠“空头支票”，近些年频频遭到公众质疑，然而被公民个人起诉的还是首次。即使是此案的主审法官俞敏琪也坦言：“此属新锐案件。”

　　地震捐款去了哪里？

　　公司向媒体公布的捐款是2.8万，但财务部门又称只有1.2万元的捐款总额。

　　卢军自2005年4月1日进入世界第二大人力资源公司——任仕达中国上海人才派遣有限公司，担任市场总监一职，负责企业品牌宣传等工作。他与公司高层的数度拉锯，皆发端于“5·12”大地震之后的媒体采访。

　　四川大地震发生次日，原籍四川的卢军以电邮形式向各同事发出捐款倡议书，公司随即迅速将捐款提上日程，卢军捐款3000元。“当时公司仅用EXCEL简单记录，没向员工开出相关凭证。”卢军回忆说。

　　直到后来，卢军才从《HROOT管理世界》得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新道在接受采访时称，公司员工捐款数额为2.8万元。

　　同时，卢军还得知，因捐款部分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卢军就向公司财务部门要求开具捐款凭证，以便办理抵税事宜。然而公司财务表示只能开1.2万元公司员工捐款总额的凭证，而且没有明细。没有捐款人的明细，是无法办理扣税事宜的。

　　最让卢军纳闷的是，公司向媒体公布的捐款是2.8万，但财务部门又称只有1.2万元的捐款总额。此后半年，卢军多次询问公司相关人员要求公布捐款明细，均被以“部分员工不愿公开个人捐款数额”为由拒绝。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捐给哪个慈善组织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卢军说，这让他不得不怀疑公司某些人可能侵吞了部分善款。但更引起卢军不满的是，公司未履行“捐建”震区希望小学的承诺。

　　“捐建希望小学”成空头支票

　　卢军痛骂公司的中国区总裁保罗，而保罗则称“我对商业伦理和你有不同的理解”。

　　震后，任仕达中国公司曾在内部通讯中称，任仕达已决定向四川都江堰地区捐建一所希望小学，称此举已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协会、长宁区教育局协商。任世达公司还将“捐建”一事印刷了万余份宣传资料，向社会广为散发。这些宣传资料均需经过负责外宣工作的卢军审核。

　　2008年10月上旬，未见捐建有任何进展，数家媒体数度追问卢军。“我不堪其扰，于是多次联系数位公司高层，始终未得到明确答复。”一次公司例会上，卢还向任仕达中国区总裁保罗发火，“保罗随后将话题绕开。”一与会人士回忆。

　　“这已经触及了我的道德底线。”卢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至少4次追问希望小学的下落，“有一次我都骂人了。我骂邵新道，也骂保罗！”

　　作为中方代表，邵新道很无奈。而保罗则表示：“我对商业伦理和你有不同的理解。”

　　2008年10月10日，公司要求和卢军协商解除劳动合同。12月5日，公司单方面解除了卢的合同，并停发工资。其间，他和公司进行过3次谈判，“ 他们还提出给一笔封口费，要我不要提地震捐款之事。还没提到金额，就被我堵回去了”，“我明白公司解聘我的真正原因是我对捐赠的事情揪住不放。”卢军称。

　　2008年12月底，卢军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分为个人权益和社会责任两部分，一是他被剥夺劳动条件，人格尊严受侵害；二是公司拒绝兑现捐献承诺，拖 欠巨额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侵犯了他的人格权。卢军请求法院判令任仕达公司支付精神赔偿5万元，并在公司网站上发布3个月的致歉声明；在一万份发放给客户 的“捐建”宣传资料上发布致歉声明；将此事的原委告知客户。

　　此案原定于3月2日开庭。任仕达申请延长举证时间，获得法官许可。近日，主审法官俞敏琪告诉南方周末，因涉及商业秘密和员工个人隐私，本案将不作公开审理。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事致电任仕达中国，多位员工保持缄默。任仕达中国代理律师刘运亦以“出差外地”为由拒绝采访。

　　谁来约束捐赠承诺？

　　民政部的规定已为曝光企业拖欠捐款提供了法律支持。但社科院学者认为，相关的惩罚性规定应该上升至法律。

　　企业捐赠空头支票问题一直备受公众关注。2008年5月，媒体爆出九八洪灾6亿元的捐款有一半不到位；“5·12”大地震后，贝塔斯曼等6家企业因为捐款不到位，被商务部曝光。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曾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她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在她任职的时候，确实有些企业“随便举个牌，就以为过关了”。九八洪水捐赠款中，她也去追过，把款项追回来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选国向南方周末介绍说，去年“5·12”地震红基会的捐款到账率几乎达到了100%，比哪年都高。以往每年都有一两起的 捐款未达到当初的承诺。刘说：“通常我们会发律师函追款。对于企业遭遇突发情况，陷于困境确实支付不了的，会达成谅解，宣布协议作废。”

　　杨团认为，企业捐赠口头承诺即构成合同，“空头支票”是一种违约行为。1999年9月1日实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规定，“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律责任”章节中，并没有对应性的罚则。

　　2008年4月28日，民政部发布的《捐赠管理办法》规定：“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要捐赠款物，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为曝光企业的赖账行为提供了法律支撑。但杨团认为，惩罚性规定应该上升至法律，建议修改公益事业捐赠法，规范捐款兑现问题。

　　刘选国说，在催要款项时，他们也会把曝光作为“敦促企业履行协议的重要推手，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除此之外，作为公益组织，要帮助企业树立责任意 识，自觉履行捐赠协议。比如在红基会的慈善拍卖会上，企业只要举牌买下拍品，工作人员马上就会过去跟企业签订协议。财务部甚至准备好了移动刷卡机，“能现 场支付的就现场支付”。后期也有项目负责人跟踪，把拍品送到企业，企业一般都会支付善款。

　　杨团认为，对于像卢军这样的公民个人诉企业“空头支票”的行为，法律也应予支持。从卢军的个案来说，他作为捐款人，有权追问捐赠款项的去向，以侵犯知情权的方式提起诉讼。另外，他也可以代表公众，要求企业兑现其捐献承诺。（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实习生 赵一海 发自北京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