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商缩影
文/ 李赫然 本刊记者/ 孙冉
像荣毅仁和王光英，是比较特殊的，在那个时代做一面旗帜。
而做了不同选择的其他商业家族，则各自留下了不同轨迹。
董氏家族之沉浮
与荣毅仁的决定不同，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在1949年携家眷离开上海，举家迁往香港。这在当时，是很多有资产者的共同选择。
早在此前八年，董浩云便在香港开始铺展他的产业，重组并注册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命途多舛的企业后虽然在战乱中经历了日本的没收、美国的扣压，董浩云还是抓住香港经济上行的大势，在60年代已经奠定了自己“世界级船王”的地位。
随后，董氏家族产业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1973年在香港挂牌上市，整个70年代发展如日中天。
好景不长，1982年，世界航运业陷入低潮，董家产业陷入财务困境，欠下的债务高达230多亿港币。当时有人曾经说：董建华所欠的款项，与奥地利一国的国债一样多。
同年4月15日，董浩云心脏病突发去世。董氏家族产业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眼看父亲几十年心血创下的海上王国行将要在自己手中毁于一旦，彼时的董建华四处奔走求救，动用了父亲在日本、台湾政界、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却一直无果。不仅台湾银行拒绝了他的贷款，日本方面也拒绝推延交货时间，这对于资金短缺、船舶过剩的董家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
就在此时，汇丰银行伸出了援手，向董建华提供了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一家大陆银行为其分担了5000万美元，这家银行就是中国银行。
这是董家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从此，董氏集团的兴盛和大陆再也分不开了。
1986年3月14日，董建华获得了著名香港富豪霍英东的1.2亿美元注资。这次注资至关重要，两个月后董建华宣布公司重组计划，并随后乘风破浪，于1990年偿清了所有债务，开始赢利。
霍英东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之一，由于他与中国大陆的特殊关系，这一次注资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关于这次神秘注资，传说很多，最盛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所注资金并非霍氏所有，而是来自大陆方面。
《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曾经六七次反复问他，他才勉强谈到“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之后，董氏集团开始扩展大陆业务，并最终于1989年完成宇宙号的上海首航，阔别40年后重回内地。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基都到场祝贺，江、董二人交谈愉快，这是董第一次与大陆高层领导人“亲密接触”，这或许为董之后当选特首埋下了伏笔。
1992年，“东方海外”在上海开设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事处。随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迅速上升，截至1995年6月底，“东方海外”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达到5.33亿美元。
在和中国大陆进行多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董建华也开始了其政治生涯。
“火柴大王”刘鸿生
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
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
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
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
“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
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
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
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
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1956年初，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拿出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刘氏企业申请公私合营。
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平静地离开人世。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死得早，没遇到后来的运动，可称他的幸运。与他同期的商人卢作孚，在“三反”期间，就被他的养子揭发为在公私合营期间，收买公方代表。而所谓“收买”，不过是吃了一顿饭。
在“三反”运动中，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四个不能忘”之一的人最终自杀，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的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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