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 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 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 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

　　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 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我们要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在上海，中年妇女姜玫瑰组织了“绿主妇”，她们用利乐包装制成围裙、小提篮，号召人们变废为宝、减少排放。她的家里，堆满了洗净、压平的利乐包。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冯永锋《边做环保边撒谎》，特此鸣谢)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