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 贺广华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昌 湖南报道

　　湘江告急！

　　1966年，湘江检测出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1978年，湘江已成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1990年代之后，湘江水质呈恶化趋势，工业污染导致的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

　　作为“有色金属之乡”的湖南，采选、冶炼、化工等企业多分布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由此而来。相当长时期内，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第一位，砷、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国前列。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流域内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数以千亩计的农田不能耕种，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

　　污染背后，既有历史包袱沉重、粗放式经营、科学技术落后等客观原因，也有长期以来高污染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躲猫猫”似的拉锯战。

　　湘江已不堪重负。

　　值得庆幸的是，湘江污染治理已迎来转机——国家正考虑把湘江列为国家的又一个重点治理流域，湘江流域综合整治有望纳入国家大江大河治理范围。今后，湖南将在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环境税费改革、污染责任险等环境经济政策改革方面获得全国率先试点权。

　　除政策支持外，更有庞大的资金支持：到2010年将投入700亿元治理湘江水污染，到2015年将投入3000亿元用于湘江流域综合整治。

　　在此之前，国家环境保护的重点治理区域(流域)仅限于“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以及后来追加的“一江”(松花江)、“一库”(三峡水库)。

　　作为长江众多支流中的一条，湘江为何能引起中央决策层高度关注并有望纳入国家的又一个重点治理流域？

　　带着疑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随同湖南省环保局官员，对湘江流域特别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四个重点区域——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霞湾港、湘潭竹埠港，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采访，全面了解湘江污染现状、探寻污染成因和治理现状，并亲身感受和记录这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三十六湾治污进入“阵痛期”

　　临武人说：湖南有“三治”需谈到三十六湾矿区，治污、治矿、治黑。

　　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的三十六湾，矿产资源丰富，是湘江的二级支流甘溪河(下游称“陶家河”)的源头。多年来，三十六湾矿产资源因掠夺式开采，不仅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也给陶家河流域带来了严重污染，当地政府曾数度整治，“矿乱”数度死灰复燃。

　　围困陶家河

　　陶家河在上游临武县境内称之为甘溪河，发源于该县的三十六湾矿区一带，经嘉禾到桂阳注入耒水，是湘江的二级支流。

　　地处南岭多金属成矿地带的三十六湾，铅、锌、锡、煤等矿产资源丰富。当地史载，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即有人在此采矿。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前后的十多年里，三十六湾处于掠夺式开采阶段，有10万大军蚁聚于这块仅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着猖獗而诡异的财富故事(详见2007年7月本刊发表的《湖南郴州矿业乱象调查 》)。

　　陶家河重金属污染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至今，嘉禾、桂阳、北湖区等地村民的上访就没有停止过。村民上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地河道淤结，河床抬高；水土流失，存在行洪安全隐患；生态遭到破坏，田地不能耕种；水质严重污染，数万人饮用水出现困难。

　　“以前过河要撑船，现在挽起裤脚就能走过去，在一些乡镇，拖拉机都能(在河上)跑！”在嘉禾县龙潭镇上宅村，村委会主任胡忠指着面前的陶家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湖南省环保局污管处副处长汤宏说，陶家河流域污染，主要是锌、铅、锡、砷、镉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因三十六湾矿区产生的尾砂、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排河流造成污染，而随意堆放的废石、废砂、废渣经山洪冲刷流入河道，加剧了污染程度。

　　民生问题由此引发。饮用水问题、灌溉问题、河道治理问题、耕地改良问题、生命财产安全问题、补偿与劳保问题等接踵而至，陶家河流域的百姓苦不堪言，他们禁不住问：整治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三十六湾这一恶性“肿瘤”何时才能根治？

　　整肃郴州官场系列贪腐案之后，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切断污染源

　　2006年，临武县环保局局长陈建波新增了一个头衔——“三十六湾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副组长”。直到今天，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每天带着9个人、分乘2台越野车往返于三十六湾地区，一旦查到死灰复燃的非法采矿行为，就马上联系政府相关部门来切断电源，摧毁临时建筑。

　　整治三十六湾矿区工作任重道远。截至2005年底，整个三十六湾矿区有证矿为11家，投资超过1000万元的矿高达78家，无证矿不计其数，非法违法的采矿选矿猖獗一时。2006年，各级政府下发了数道“金牌令”，但非法违法采矿选矿屡禁不止。2006年8月，300多名武警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到三十六湾“治乱”，等整治队伍前脚刚走，采矿人员后脚就来了。

　　很多人不解：整治一个矿区为何举步维艰？

　　临武县副县长刘帅将这样的整治比喻为“拳头打乌龟”：整治时，乌龟暂时把头缩了进去；整治队伍刚离开，乌龟又马上伸出了头，“某个矿主的一根电杆，我们就曾炸过二十多次，炸了又竖起来。”

　　暴力抗法也频繁出现。“2007年3月16日，我们去执法检查，准备炸掉非法搭建的电杆。对方扬言：如果炸(电杆)，你们就躺着回去！僵持一天后我们找来村支书一起去‘谈判’，10根电杆最后只炸了3根。”陈建波尴尬地对记者说，“基本上整治一次，就打一次架！”

　　马克思说，如果资本有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2002年到2007年左右，全球矿产资源价格一路飙升。在郴州，钨从2万元/吨上涨到21万元/吨，锌从0.3万元/吨上涨到2.4万元/吨，锡从3万元/吨上涨到15万元/吨，“暴利之下，矿主们豁去了一切！”刘帅说。

　　从2008年中期以来，全球矿产资源价格急速回落。当行业无利可图时，非法违法行为嘎然而止。“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了作用。”临武县环保局局长陈建波说。

　　留下长久的痛

　　4月2日，记者于三十六湾山腰处看到，矿区一片死寂，悬崖峭壁上布满了“独眼龙”(指没有被打通、不能通风的矿口)，炸药爆炸后、大火焚烧后的山谷一片狼籍，空气中散发出焦炭味，山脚下，枯水期的陶家河像一条死气沉沉的大蟒蛇，远处塘官铺水电站的大坝已被尾砂吞没。

　　在甘溪坪村至坦下坪村一带，这里曾是平坦的耕地。30多年前，临武县将这里树为“农业学大寨”的玉米样板基地。而今，这1200亩沃土全部被尾砂淹没，大部分村民只能靠“吃低保”来生活。河床平了甚至超过许多村民的屋基，居民不得已在门前筑了一道防水墙。村民感叹：“人家安防盗门，我们筑防水墙！”为此，2007年底至2008年初，临武县财政拿出3000多万元为甘溪坪村126户家庭整体搬迁。

　　临武县县委书记范儒平说，整个陶家河流域，还需要搬迁的村民较多，治理费用巨大，仅河道疏浚工作，动辄以亿元计。

　　官、商、黑社会勾结，多、小、散、乱的疯狂掠夺，给三十六湾的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采矿事故频繁发生，涉黑事件每年发生数十起。“更要命的是，10万采矿大军挤在山谷里，一旦山洪暴发就会发生巨大危险。”范儒平说，“所以，天一下雨我们都不能睡觉，必需全部上山搞检查。”

　　水电产业原是临武、嘉禾、桂阳的优势产业，由于尾砂淤积，大坝失去蓄水功能，水利电力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有相当一部分乡镇的电站、电排、水泵、大坝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直接损失超过2亿元。

　　临武自身治污应接不暇，下游的粮食、饮用水、灌溉、补偿等问题也找上了门。为此，出于稳定与民生需要，嘉禾、桂阳等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以饮水问题为例，嘉禾近年完成11处人饮工程，用于解决沿岸受污染区4个乡镇20个自然村近万人的饮水问题；桂阳先后花费数百万元建成6处人畜饮水工程。有桂阳的官员抱怨：“别人生病，为何要我们吃药？”

　　嘉禾县常务副县长王建球说，陶家河在嘉禾境内长24公里，流经龙潭、行廊、肖家、普满4个乡镇的10个行政村，土地面积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9870亩，由于长期受到污灌及尾砂淤积影响，被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16014亩，占10个行政村耕地总面积的81%，大部分农田难以恢复耕种。

　　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下游的百姓与官员去找临武。但临武的污染由来已久，而“环境保护”是一个较新的名词。合法的、非法的矿主们早带着财富走出了深山，责任自然落到了当地政府。

　　2008年，临武县全年实现财政收入3.2亿元，财政支出5.4亿元，财政收支缺口超过2亿元。临武县县长赵宇说，关停三十六湾矿区后，对“靠财政吃饭”的临武来说影响很大，此前，国税、地税两项加起来有1亿元左右，现在没有了，就业岗位也减少了，“短暂的繁荣之后，留下了长久的痛。”

　　临武县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控制住三十六湾的资源后，政府将牵头对11个有证矿进行重组，切断污染源来之不易，至于历史遗留问题，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想办法，县级财政会更加艰难，但守土有责，“牺牲我们一届(班子)，下一届就能看到希望！”

　　重金属污染湘江 威胁4000万人饮水安全

　　从水质良好到污染不断加剧，湘江重金属污染正一步一步地威胁着流域附近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以及生产安全。据专家介绍，污染原因多为历史欠账多、粗放式发展、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河流底泥重金属富积。

　　从水质良好到污染加剧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出现“质”变不过半个世纪。

　　1957年，湖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对湘江进行监测，报告显示水质总体良好。但到1966年，湘江中便监测出了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

　　1971年，湘江流域已出现部分江段饮用水重金属严重超标现象。同年11月，湘江边的衡阳发生了中国环境史上第一次因江河重金属严重超标而出现的居民饮用水供应被迫停止数天的事件。1978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给中央有关部门的报告分析指出，湘江已成为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

　　“同中国绝大部份城市和地区一样，在经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湖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规划滞后、科技滞后、管理滞后、观念滞后等问题，导致湘江重金属污染状况不断加剧。”湖南省环保局局长蒋益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根据湖南省环保局1981-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总体水质在自上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

　　2000年之后，湘江污染呈现新的特征。资料显示，“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砷(砒霜)名列甘肃之后居第二位；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国前列；在“长株潭城市群”中，以万元产值排水量为例，湘潭、株洲2个城市的万元产值排水量位列全国113个重点城市前5位，仅低于四川泸州、广西南宁；按现行饮用水源评价标准，湘潭几乎全年不能达标；在湘江枯水期的5个月，“长株潭”河段镉浓度严重超标。目前，长沙是全国省会城市中污水处理率最低的城市，湘江流域还没有一个县城建有污水处理厂

　　污染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数以千亩计的农田不能耕种，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