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坤

　　这是一个令人缅怀的年代。不过，越是缅怀其长，就越是遗憾其短：就像“短板”之于水桶一样，它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标高，从而也就决定了中西启蒙运动不在一个等高线。

　　胡适少教条气

　　可以将此短板表述为普世性意识或超验精神的匮乏。之所以构成遗憾，在于它总是让人在考察问题时，会出现一种断不能有视线死角(或思维死角)。新文化运动的最大事件，大概莫过于请来了“德赛”两先生，但从引进者那里，我们很难看到西方启蒙者关于“德赛”的学理证明(终极性的人性假设、认识能力考察等)。再比如对宗教，他们的态度虽然有别，但都是从不同的实用立场(或科学或道德或教育或政治)出发，很难看到有人从本体论上说些什么，而没有这一维要进入宗教是不可能的，无论肯定与否定都只能是隔靴抓痒。更为人所知的是所谓“反传统”。不错，他们对仪规、制度意义上的礼教进行过正确而有力的打击，但对儒学(道、佛也一样)遗产中的形而上学可以说毫发无伤。后者似乎总在其视线之外。

　　黑格尔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曾有“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的著名断语。五四先行者们左冲右突，并没有从这个思维洞穴中走出来，勿宁说印证了这个断语。

　　可以说，胡适是当时学界中最少教条气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教育的改革和学术的提高。并且，他不以此为救国途径，而强调学术独立，为学问而学问。虽然未必做到了，却也难得地恪守了一生。胡适具有很多必备素质，加上他有哲学背景和敢“开风气之先”的个性，在中国，他最有可能率先走出群体性的思维洞穴。但是可惜，胡适先生没能满足现代中国对他的这个期待。用他对陈独秀的标准论，他虽然“像受过严格训练”的“是一个能思想的人”，却未必不“浅薄”。他一生勤于读书与思考，作过很多潜沉的努力，为什么终免不了他所批评的“肤浅”？不能不说与上述死角有关，这个死角总是妨碍他进入别人思想的堂奥。

　　他说：“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都是近现代哲学的主题词。前者让人想到笛卡尔，后者他明白地说来自尼采。但是读下去就会发现，他不过是借用了这些说法的空壳，就如现在一些人喜欢套用新名词一样。他之所谓“怀疑”、“重估”，怎么读都很像是中国考据论的现代版。

　　关于人权理论的猜想

　　笛卡尔对现存的一切以怀疑，是企图在科学上找到一个“确切无疑的”第一根据。笛氏要找的“确切无疑”决不是胡适所谓“真凭实据”，而不过是一个抽象的阿基米德点。胡适没有这样想问题，因此他也就不可能将怀疑贯彻下去；他虽然也说 “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但奉“拿证据来”的实验主义为至尊。他不追问这方法的可靠性，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怀疑论压根儿就无视“证据”的可靠性，而且是一切独断的天敌。

　　他引尼采为同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尼采所要重估并颠覆的，恰恰包括了他所奉行的经验理性主义和科学进化论，尤其是他的“科学人生观”。尼采对这种人生观以嘲讽，他要的是“超人”。

　　思维死角是这样明显地导致了一位思想领袖的眼障，真是让人惋惜。同是哲学出身后来翻译过《纯粹理性批判》的蓝公武先生曾经提醒过他注意抽象思维。胡适似乎很宽容地认可，却并没有听进去。

　　一个作家完全不必通过辩难领域而可以通过艺术天才，直通形而上。一个学术家也完全可以不懂抽象学理，而将其考据之学搞得有模有样。问题是胡适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家，更是一个“输入学理”的思想领袖，并且是以思想立足中国并影响中国的，人们有理由对他提出相应的要求。

　　“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据学，(二) 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

　　这是他早年留学美国的一则日记。胡适此后大半生的工作都与这三者相关，同时也被其感叹所不幸言中。“皆得其皮毛”当然不至于，应说他在这三个领域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他以实验主义的信徒自居，但不曾像詹姆士、杜威那样有过学理上的穷根究底。他把实验主义拦腰一刀。在他的笔下，我们只知道改良社会的杜威。其实杜威本人是一个新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并成为“黑格尔的忠实信徒”。他后来关注社会改造，也不应该理解为对绝对唯心主义的抛弃，而有似马克思式的转向。黑格尔思想经过实用主义的改造后，成为杜威社会思想的基石。这些背景性的内容，胡适没有兴趣，整个实验主义体系，就被他用一篇二十来页的论文《实验主义》给打发了。他说过，“输入学理”，“也就是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并不算错，问题是，这不算“输入学理”，与美国的实验主义好像也不怎么相干，不过是借杜威的之势，加强了本土固有的“致用哲学”。

　　胡适的思维障碍

　　胡适一生为“人权”和“民主”不懈努力，令人肃然；其相关理论不可谓少，也有相当的价值。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不能看到人权理论的另一层，人们甚至有理由猜测他对“天赋人权说之沿革”是否下过应有的研究工夫，因为直到晚年他还有这样的轻率之词：“从前讲天赋人权；我们知道这个话不正确。人权并不是天赋的，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如果是天赋的，就没有人投票选举了。”

　　我们当然不怀疑其日记的真实性。只能说，他用经验思维观察世界，所以只看到一些经验性道理而昧于其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无数的人都在像他这样觉悟着，从而自以为是地批判着。天赋人权论者未必真的这样弱智，而认为人权不需要“人造出来”，不需要“投票选举”。投票选举、改良或革命之类不正是其学说的组成部分或结果吗？

　　经验思维无法理解“天赋”。这个形上命题不过是说人权是人所固有的。但这个“有”不是现成的或伸手可来的“实有”，而是自然法所规定的“应有”。这是一个先天的绝对命令。正是根据这个神圣命令，才有了“投票选举”和“人造出来”的制度，才有了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史。胡适一生争人权，但又认为天赋人权“不正确”。思维障碍让这位美国通忘了一个明如白昼的反证据：美国的独立战争(人为)，正是以“天赋”为根据的。《独立宣言》就是这么开宗明义，确切无误地写上去的。

　　怎样理解“天赋”，也会怎样理解“人权”。严复先生曾经自责将rights译为“人权”是“以霸译王”，不过同时他将rights直译为“天直”。“天直”强调了这种价值的天赋性，这与本体论上的“正义”一样，并不具有经验生活中的法律意义、道德意义或权利意义。这样一种超验思维对国民来说是不习惯的，所以“天直”的说法没被接受而成了废语。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胡适先生似乎也不习惯，竟没有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理论上为大众作一些启蒙。不管是真的不明白还是不愿为，都可以证明那些超验的普世的内容，在他那里是一个太不应有的死角。胡适一生青睐“德先生”，但他对“德先生”后面的“精灵”似乎熟视无睹。这无论如何是个问题：没有后者，德先生是可能的么？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