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号”科学登山队

　　69岁的郝惠言看上去比他的同学们苍老很多，因为患有大骨节病，他双手的指关节凸出，腿脚也不再灵活。

　　50年前，抱着为国家发射卫星的梦想，他选择了当时全国唯一有自动控制专业的清华大学。

　　大四上学期，担任课程指导老师的郑大中通知他到大礼堂开会，蒋南翔校长在会上讲了话，倡议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多学一点，还提到了要尝试在清华大学开展“因材施教”。

　　又过了几天，郑大中通知郝惠言，每周一到周六上午最后一节课后，到系主任钟士模的办公室，接受钟先生的个别辅导。

　　“喜出望外！能得到系主任的个别指导是多么荣幸的事！”面对本刊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郝惠言仍然激动。

　　这种个别辅导一直持续到六年级毕业设计前夕。每天见面，或是郝惠言向先生请教问题，或是钟先生提问以启发思路。

　　在清华，像郝惠言这样的学生被称为“万字号”学生。

　　当年，蒋南翔要求教务处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学习成绩最优秀、最有特长的，通过制订单独的教学计划，配备指导教师，多指定一些参考书，对其课程和毕业设计给予更高的要求。由于是万里挑一，他们被称作“万字号”学生。

　　此举意在培养一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蒋南翔希望以此来培养中国一流的科学家。

　　50年代后期，少数青年师生搞学术批判，当蒋南翔听说有个别班级在辩论中把立志成为爱因斯坦的学生看作要走“ 白专路线”加以批判，就说：“千万不能这样，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荣幸。”

　　文工团集中队

　　67岁的无线电电子系毕业生靳东明面色红润，最让他自豪的是，念大学的时候，他有两个集体，一个是班集体，一个是文工团舞蹈队。

　　1958年，在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过程中，清华大学组织了几千师生，赴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校学生会群众文化部组织了一支十余人的文艺小分队，到水库工地上慰问演出、宣传鼓劲。同年，清华大学文工团成立。

　　后来为演出和排练方便，从全校各系抽出骨干队员100名实行集中训练、住宿和管理。1960年暑假后，文工团搬到16宿舍，舞蹈队陆续集中了一些“5字班”同学。

　　队员们每天早晨在16宿舍门口的小路上练功。“文工团集中队和各系一样配备政治辅导员，单独成立党团组织。” 靳东明告诉本刊，平日他们照常上课，课余时间排练和演出，“我所在的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无509班，专门派出一位同学与我联系，传达班上的各种信息。”

　　“文工团队员一定要品学兼优、素质全面，”在1965届中有“建筑系的歌唱家”之称的建5班吴亭莉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几年下来，我们5字班集中住宿的几个人学习成绩都比较好。”靳东明说。事实上，如果在文工团期间有功课为3 分，学校会要求学生回班，以保证学业。

　　学校对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当年的文工团干部郑小筠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在《党的教育方针就是好》的大合唱里有这样一句歌词：“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蒋南翔看后指出：党的要求是要大学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有高人一等瞧不起工农的思想，并不是国家每年花上几千元，就把你们培养成为扫马路工。他建议把歌词改成“有觉悟、有知识的劳动者”或者是“又红又专的劳动者”。

　　文工团业余时间除了排练演出就是开会，全队集中到一个宿舍，上下床都挤满了人，学习、讨论、辩论。

　　“清华大学文工团有两个职能，一为配合政治宣传，二为全校师生服务。”靳东明说，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为配合当时的大形势，排演了反映学生劳动场景的《我们劳动在上庄》、反映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实习途中》等一些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舞蹈。

　　靳东明记得，每次排练之后和演出之前，队员都要喊一个口号---“战斗、胜利！”

　　如今，靳老和几位当年文工团舞蹈队的老同学商量重新出山，闲来无事，练练舞，每月一两次。“我们的目标是在清华大学100年校庆上登台表演。”

　　清理学生档案

　　王心丰说，当年的学校生活很简单，“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甚至也不允许谈恋爱。”

　　不过，王心丰说自己是属于“有点叛逆”的人，所以他还是与同学悄悄谈了恋爱，并且在毕业后结婚，相濡以沫到现在。

　　在“5字班”毕业生的回忆中，清华园的6年，健康而温暖。

　　“同学们，体育锻炼的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是当年清华园里熟悉的口号。为了让学生参加锻炼，学校一到特定的时间就关闭教室和图书馆，让学生不得不走向操场。

　　“5字班”的毕业证书是独一无二的，上面有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第一副校长刘仙洲、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三人的共同签名。

　　2005年，毕业40周年前夕，“5字班”的部分校友去看望当年的校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才知道这个版本毕业证书的由来。

　　“这是蒋南翔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刘冰回忆说，1964年春节，中央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教育工作。1964年底，文化界批判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作为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敏感地意识到，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发生，并波及教育界。他对刘冰说，教育部一旦出问题，他首先要承担责任，如果他不在学校了，清华的工作要由第一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担起来，不能停顿。

　　“这张特殊的毕业证书体现了校领导希望保护和传递清华教育的良苦用心。”建5班(土建系)的赵军说。

　　另一件事令赵军终生难忘。1964年5月底，赵军被抽调为半脱产政治辅导员。年底，系党总支的老师通知她和同班的另一位党员郭振华到校档案馆，清理本班同学档案。学校要求，全面仔细阅读全班同学的档案，把思想汇报、大辩论、清理思想时写的总结、行为检查等材料，统统从档案中抽出来，另行封存，不得随个人档案走。

　　当时赵军对此不解，直到“文革”十年才恍然大悟，“学校领导确实有政治远见，是保护学生、对学生负责到底的。否则，在那无事生非、捕风捉影的年代，谁知道那些本是出于忠诚的文字，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灾难和厄运呢！”

　　校领导的电话随时可以打

　　师生关系在“5字班”毕业生当中常被提起。

　　“当时的清华，老师围着学生转，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奚和泉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艾知生主要负责学生工作，以深入学生、深入基层博得好评。他白天上班开会，晚上经常到学生宿舍参加学习讨论，而且往往事先不通知，一个人熟门熟路地在楼间各个宿舍转悠，看见哪个房间有人开会，不请自到，坐在学生的床沿讨论起来。学生丝毫没有拘束之感，更不怕扣帽子、打棍子。

　　王心丰回忆，上学那会儿，学校领导办公室的大门都是向学生敞开的。“学生有一个电话号码簿，校领导的办公电话、家庭电话都有，随时可以打。”

　　作为基础课委员会主任的李卓宝对此更为记忆深刻，她说，数理化等基础课很抽象，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就派了一些老师跟班学习，建立跟班日志，系统研究学生学习基础理论的认识过程和规律，从中发现问题再寻找解决办法。”

　　李卓宝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女生工作委员会主任”，对女生的学习、生活、健康问题进行专门调查。毕业44 年后，一些女同学还会开玩笑说她“当年是我们的妇女主任”。

　　6年时间，“5字班”学生学到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动手能力。蒋南翔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为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他提出“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能力。

　　王心丰说，清华6年带给自己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他至今记得蒋南翔讲的“干粮和猎枪”的比喻，“他把学生比喻为‘猎人’，把学校老师教给的知识比喻为‘干粮’，把自学能力比喻为‘猎枪’。如果学校只给猎人干粮，干粮总是有限的，猎人吃光了干粮，就会失去生存的希望；如果学校给了猎人猎枪，教他打猎和在野外生存的本领，那猎人就可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继续生存下去。”

　　得益于清华给予的“猎枪”，王心丰说，在工作当中，再复杂的项目设计，他都可以迎刃而解。-

　　(特约撰稿白兰兰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