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1名“挂友”

　　灾区挂职的外乡人

　　事实上，这批干部很多在原单位都身居要职，挂职期间反而“官降三级”。互称“挂友”的挂职干部相互之间，私下也会谈起这个话题。结论往往是，“大家到灾区来，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本刊记者/蔡如鹏

　　过去的一年，尹久亮一家分隔三地。

　　地震后，他被派往重灾区北川县挂职；女儿去年考上大学，去了北京读书；如今，只有妻子一人留在成都。“现在，我们一家团聚，就只能在网上了。”尹久亮说，在北川工作的日子，他很想妻女，他们一家人还从没有分开过。

　　尹久亮很内疚，在女儿高考前最紧张的那几个月，他没能陪在她的身边，“万一发挥不好，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在成都的妻子，更是一头惦记着女儿，一头牵挂着丈夫。尹久亮刚到北川的几个月，余震不断，每一次都震得她揪心。女儿高考结束后，她就赶紧往北川跑，看见丈夫工作生活的环境，忍不住偷偷地落泪。

　　尹久亮评价妻子说，“她挺坚强，没像有些挂职干部的家属那样号啕大哭。”

　　在整个四川地震灾区，像尹久亮这样的挂职干部一共有461名。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仿佛回到了军营

　　贺旺，30岁，目前北川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他是去年7月中组部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选派，到灾区挂职的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震后，整个县委县政府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大家都挤在一起办公，走廊上都是人，哪个办公桌空了，赶紧跑过去坐下。离开一会儿，又被别人占了。”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到了北川，贺旺还是觉得出乎预料。

　　生活条件就更差，4个挂职干部住一间板房，放下行李后，屋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到北川的第一顿饭，贺旺至今难忘。当时天已黑，小雨，两位年轻的当地干部领着他，在周围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盆老鸭汤。“我算是幸运的，后面来的挂职干部没这个待遇。”

　　与贺旺相比，四川省委组织部选派下来的挂职干部到北川时条件更艰苦。他们到灾区是去年5月底，当时还没有板房，就在帐篷里住了20多天。帐篷生活不仅拥挤闷热，而且用水、上厕所都没保证。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干部非常不适应。一位挂职女干部因为上厕所不方便，好几次急得直掉泪。

　　经过两次搬家，如今北川县的挂职干部都住进了修缮后的平房。房间尽管不大，但至少一人一间，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基本的生活设施也都有了保证，甚至还可以看电视、上网。但生活仍然单调乏味，打乒乓球是唯一的文娱项目。当过兵的尹久亮戏谑为连队生活，“仿佛回到了军营”。

　　麻烦还是有，比如他们很怕下雨天，因为生活用水全是井水，一下雨，抽上来的水混浊不清，根本没法用。而且也不敢多洗澡，水忽冷忽热，有些挂职干部身子弱，洗一次感冒一次。

　　到处一片混乱，大家都很忙，见面打个招呼就都自顾干活——这是灾区给贺旺的印象。可自己却插不上手，不知该做些什么，“有点茫然”。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茫然，不少挂职干部回忆刚到灾区的那段日子，都用“度日如年”来形容。

　　不想让人觉得我不一样

　　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是挂职干部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到北川县任挂职副县长的四川省民委办公室主任赵克彬，到灾区后，兼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外援服务办副主任，分管社会捐赠管理。接手工作不久，擂鼓小学就找到他，“请赵县长送些生活物资，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刚到灾区的赵克彬哪有什么物资，自己吃的还是方便面。

　　“可我不能不管啊，只好硬着头皮，给成都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连夜送5吨大米、面条和500斤食用油过来。”问题虽然解决了，赵克彬却欠下了一个不小的人情。不过他认为值，“人情以后可以慢慢还，不能让孩子们饿着。”

　　负责北川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尹久亮，挂职前在省建设厅工作。灾区重建过程中，他也动用自己的关系，向省里“要指标、要经费”，为全县32万平方米的廉租房争取了近两亿元的资金。

　　目前，北川在擂鼓镇第一批1000多套廉租房已接近完工，第二批即将动工，安昌镇的廉租房、安居房项目也正准备招标。但北川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整个四川重灾区是相对滞后的，都江堰、彭州等地都已完工，进入了分配使用阶段。房子毕竟在建了，在尹久亮看来，这些工程的启动给了板房中的北川人信心，“灾区最怕没有希望”。

　　在尹久亮看来，“北川的重建与拓荒没什么区别”。尹久亮把这归咎于北川重建任务的艰巨和基本条件的匮乏，“全县2800平方公里，平地只有18平方公里”。这让习惯了在大城市建高楼大厦的尹久亮，觉得束手束脚。“在成都，只要把地推平就可以甩开膀子干。而这里好不容易找块平地，还要勘探地下是否牢固，一切要从头做起，工作量翻了好几倍。”

　　贺旺来北川前，在湖北省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挂职副局长。那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就觉得地方上专业人才太少，很影响工作。到了北川，他才发现这里更缺人才。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但他又无法把这种压力传递下去，“北川很多干部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本身就承受着重负”。

　　事实上，很多挂职干部在与当地干部相处时，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他们的悲痛。为了拉近距离，一些挂职干部有意识地在各个方面与灾区人保持一致，避免产生隔阂。赵克彬到灾区时带了蚊帐，可到了一看，根本没人用，就藏着没有拿出来。“我宁愿被蚊子咬，也不想让人觉得我不一样。”

　　我的工作是带感情的

　　震后，前往四川灾区的挂职干部有的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有的原来在省级机关工作，还有的则是由对口支援省市选派。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杨程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干部的挂职时间长的一年半，短的几个月，“主要目的就是支援灾区，而不是以往的锻炼”。

　　作为培养干部的一项常规性工作，挂职在很多人看来，就意味着“到基层锻炼，回来后等待提拔”。杨程富说，这批干部是在非常时期、前往非常地区、接受非常任务的一批挂职干部，并不属于原有的选派计划之列。“他们当中很多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因此，与提拔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批干部很多在原单位都身居要职，挂职期间反而“官降三级”。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陈茂辉，到灾区后挂任汶川县委副书记。互称“挂友”的挂职干部相互之间，私下也会谈起这个话题。结论往往是，“大家到灾区来，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说他们一点不关心自己的事，也未免绝对。事实上，他们清楚说什么没有用，“你把事干好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谈到北川的工作，这些挂职干部共同的感受是责任大。“北川现在是全国的焦点，事情做不好，没法交代，不能出错。”

　　以前在机关工作，“基本上是按章办事，很少接触群众。”赵克彬说，“但现在到基层，直接面对群众，他们的困难各式各样，非常具体，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乱子。”搞规划的贺旺说，自己以前做技术工作，冷冰冰的，很少对老百姓有感情。“但这回不同，我实实在在体会到做规划是为了谁。”

　　他说，以前搞规划是政府请他们，做完了拿钱走人，也不知道啥时实施。有时候过两年，换届领导，又把他们叫过去，同样的规划再做一遍。“现在我们做规划、盖房子是让灾民搬进去住的。每一栋房子什么户型、多大面积、什么标准、谁来住，全都一清二楚。”

　　“看着他们现在还住在帐篷、板房里，你都替他着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规划是有感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