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一周年回望汶川：我们一起走过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全中国最痛的地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磨砺了生命的坚强，考验着民族的意志。
人们无法忘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伸出双手，拉着哭泣的小女孩，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人们无法忘记，千千万万个钢铁战士，伸出双手，用血肉之躯摸索着生命的迹象；
人们无法忘记，全国各地的孩子、老人，伸出双手，将他们的钱款和衣物捐向灾区……
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在大灾面前以空前的速度汇集在一起，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民族力量。
365天过去了，今天的汶川，已经有了新的色彩。
志愿者朱延 北川，永远的牵挂
本刊记者 刘心印
从2008年8月第一次走进北川县禹里乡，一年中，朱延先后往返那里3次。
“和很多志愿者一样，只要一离开北川，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我就觉得很多东西不一样了。北川，成了心里永远的牵挂。”电话里，朱延告诉记者，很多志愿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才能进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朱延看过一个资料，地震对孩子的影响，最长可持续20年。“我希望能帮孩子尽快摆脱心理阴影。”因为朱延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他是唐山地震孤儿。他摆脱这种心理障碍，差不多用了20年。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朱延只有6岁。“我当时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因为父母照顾不过来，我四岁半被他们送到了上海的爷爷奶奶家。我还记得到上海的那天是1974年12月25日……”朱延哽咽了，两眼望着远方，“我家里只剩一个哥哥幸存下来。后来哥哥讲，我们家住在四楼，地震时哥哥直接被从窗户甩了出去，幸好楼下是泥地，又是操场没有建筑物，哥哥才幸免于难。”
朱延至今也忘不了那一刻的伤痛。“唐山地震第二天，一个邻居小孩递给我一张报纸。我不识字，只觉得奇怪，就拿着往家走。一进门，就看见很多邻居围着，奶奶在那里哭。得知父母遇难的消息后不久，奶奶就中风了。”
上学后，成为孤儿的朱延，心里的负担越来越重。“小孩子不懂事，有一次因为踢球吵架，就有孩子说我没有父母什么的。学校里开家长会也是我自己去。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才慢慢不刻意回避自己的家庭情况。”朱延说，唐山大地震10周年、30周年，他都回去，那是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感觉。
正是因为这样，汶川发生地震时，朱延的反应更急切。他当时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工作。“我直到下午4点多才在网上看到地震的消息。当时报的是7、8级，第一反应是和唐山一样。我2006年去过汶川，那是一个很干净、漂亮的小城镇，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救援工作肯定很困难，四处都是山。”
朱延迅速来到上海的两个志愿者组织，都报了名。“当时需要有专长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人员，我不符合条件。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着急，就觉得要赶快去。”朱延又在北京、唐山的两个志愿者组织报了名，表格填了五六份，还是没有消息。2008年7月底，他从朋友那里听说，深圳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在招募，朱延通过了审查。当晚，他就订了去成都的机票。“我8月5日到成都，接着坐车到江油再转到垭上，晚上就去了灾情特别严重的陈家坝。一看到那里的小孩子，和唐山大地震时我的年纪差不多，我就觉得来对了，要留下来。”
朱延去的北川县禹里乡，是地震中受灾情况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震后，整个乡在唐家山堰塞湖中浸泡了两天。泄洪后，直到2008年8月，去禹里乡也只有一条艰难的小路。朱延每次进入，要带两个20公斤的大包，先是坐4个小时的摩托车翻山，然后坐船穿过唐家山堰塞湖，才能到达。
朱延到禹里乡时，整个乡还没有板房，所有人都住在帐篷里，直接喝引上来的河水，电也时有时无。朱延留在禹里民族中学阅览室和附近两个帐篷小学工作。水土不服，加上生活环境恶劣，他得了严重的湿疹，十几天后脚就肿得无法走路。一直坚持到2008年8月底学校复课，脚伤严重的朱延才返回到成都医治。“我们当时就有了后续援助的想法，所以一边带领孩子们上课，一边进行家访，了解这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想尽量多做一点。”
回到上海后，朱延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网上组织了“阳光助学活动”，第一批资助了15个孩子。“我希望能尽量多的帮助他们。”为了掌握更多真实详细的情况，2008年10月，朱延第二次去了禹里乡。这次去，他主要是和当地的中学、小学校长沟通，“我每天就跟着校长，后来，他们被我感动了。”朱延说。
无论是对于校方还是朱延他们这些志愿者，民间资助的方式该怎样进行，都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我们这种松散的志愿者组织，管理起来难度非常大，每个人对于慈善的理解不同，也没有模式可以参照。所以，在确定资助标准、名单和具体形式上，经常发生争执。”朱延和志愿者们白天上班，半夜在网上讨论、表决。“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方案，每月把钱寄给孩子家长，再打到孩子饭卡上。一个月汇一次，不让小钱变成大钱。再把汇款凭证寄给学校，由学校监督。”朱延说，这种捐助方式，一开始很多捐助人也不理解。“他们觉得太麻烦，每月寄一次，而且还要把汇款凭证给我寄过来。但现在很多人都坚持下来了，不用提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2009年春节，朱延是和禹里乡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再去到那儿，我就有了责任，要对捐助人负责。在陪伴孩子的同时，我按学校提供的名单，走访那些受助的家庭。全乡26个村，我们去了20个。”家访过程中，朱延发现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需要6万多元。下一步，他计划发起一个基金会，帮助孩子尽早手术。
如今，志愿者的工作，占去了朱延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我之所以坚持到现在，也是为了一种承诺和责任吧。我的能力有限，只是在做普通人都能做的一点事情。”5·12一周年回望汶川
我们一起走过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全中国最痛的地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磨砺了生命的坚强，考验着民族的意志。
人们无法忘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伸出双手，拉着哭泣的小女孩，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人们无法忘记，千千万万个钢铁战士，伸出双手，用血肉之躯摸索着生命的迹象；
人们无法忘记，全国各地的孩子、老人，伸出双手，将他们的钱款和衣物捐向灾区……
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在大灾面前以空前的速度汇集在一起，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民族力量。
365天过去了，今天的汶川，已经有了新的色彩。
志愿者朱延 北川，永远的牵挂
本刊记者 刘心印
从2008年8月第一次走进北川县禹里乡，一年中，朱延先后往返那里3次。
“和很多志愿者一样，只要一离开北川，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我就觉得很多东西不一样了。北川，成了心里永远的牵挂。”电话里，朱延告诉记者，很多志愿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才能进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朱延看过一个资料，地震对孩子的影响，最长可持续20年。“我希望能帮孩子尽快摆脱心理阴影。”因为朱延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他是唐山地震孤儿。他摆脱这种心理障碍，差不多用了20年。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朱延只有6岁。“我当时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因为父母照顾不过来，我四岁半被他们送到了上海的爷爷奶奶家。我还记得到上海的那天是1974年12月25日……”朱延哽咽了，两眼望着远方，“我家里只剩一个哥哥幸存下来。后来哥哥讲，我们家住在四楼，地震时哥哥直接被从窗户甩了出去，幸好楼下是泥地，又是操场没有建筑物，哥哥才幸免于难。”
朱延至今也忘不了那一刻的伤痛。“唐山地震第二天，一个邻居小孩递给我一张报纸。我不识字，只觉得奇怪，就拿着往家走。一进门，就看见很多邻居围着，奶奶在那里哭。得知父母遇难的消息后不久，奶奶就中风了。”
上学后，成为孤儿的朱延，心里的负担越来越重。“小孩子不懂事，有一次因为踢球吵架，就有孩子说我没有父母什么的。学校里开家长会也是我自己去。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才慢慢不刻意回避自己的家庭情况。”朱延说，唐山大地震10周年、30周年，他都回去，那是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感觉。
正是因为这样，汶川发生地震时，朱延的反应更急切。他当时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工作。“我直到下午4点多才在网上看到地震的消息。当时报的是7、8级，第一反应是和唐山一样。我2006年去过汶川，那是一个很干净、漂亮的小城镇，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救援工作肯定很困难，四处都是山。”
朱延迅速来到上海的两个志愿者组织，都报了名。“当时需要有专长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人员，我不符合条件。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着急，就觉得要赶快去。”朱延又在北京、唐山的两个志愿者组织报了名，表格填了五六份，还是没有消息。2008年7月底，他从朋友那里听说，深圳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在招募，朱延通过了审查。当晚，他就订了去成都的机票。“我8月5日到成都，接着坐车到江油再转到垭上，晚上就去了灾情特别严重的陈家坝。一看到那里的小孩子，和唐山大地震时我的年纪差不多，我就觉得来对了，要留下来。”
朱延去的北川县禹里乡，是地震中受灾情况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震后，整个乡在唐家山堰塞湖中浸泡了两天。泄洪后，直到2008年8月，去禹里乡也只有一条艰难的小路。朱延每次进入，要带两个20公斤的大包，先是坐4个小时的摩托车翻山，然后坐船穿过唐家山堰塞湖，才能到达。
朱延到禹里乡时，整个乡还没有板房，所有人都住在帐篷里，直接喝引上来的河水，电也时有时无。朱延留在禹里民族中学阅览室和附近两个帐篷小学工作。水土不服，加上生活环境恶劣，他得了严重的湿疹，十几天后脚就肿得无法走路。一直坚持到2008年8月底学校复课，脚伤严重的朱延才返回到成都医治。“我们当时就有了后续援助的想法，所以一边带领孩子们上课，一边进行家访，了解这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想尽量多做一点。”
回到上海后，朱延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网上组织了“阳光助学活动”，第一批资助了15个孩子。“我希望能尽量多的帮助他们。”为了掌握更多真实详细的情况，2008年10月，朱延第二次去了禹里乡。这次去，他主要是和当地的中学、小学校长沟通，“我每天就跟着校长，后来，他们被我感动了。”朱延说。
无论是对于校方还是朱延他们这些志愿者，民间资助的方式该怎样进行，都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我们这种松散的志愿者组织，管理起来难度非常大，每个人对于慈善的理解不同，也没有模式可以参照。所以，在确定资助标准、名单和具体形式上，经常发生争执。”朱延和志愿者们白天上班，半夜在网上讨论、表决。“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方案，每月把钱寄给孩子家长，再打到孩子饭卡上。一个月汇一次，不让小钱变成大钱。再把汇款凭证寄给学校，由学校监督。”朱延说，这种捐助方式，一开始很多捐助人也不理解。“他们觉得太麻烦，每月寄一次，而且还要把汇款凭证给我寄过来。但现在很多人都坚持下来了，不用提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2009年春节，朱延是和禹里乡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再去到那儿，我就有了责任，要对捐助人负责。在陪伴孩子的同时，我按学校提供的名单，走访那些受助的家庭。全乡26个村，我们去了20个。”家访过程中，朱延发现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需要6万多元。下一步，他计划发起一个基金会，帮助孩子尽早手术。
如今，志愿者的工作，占去了朱延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说：“我之所以坚持到现在，也是为了一种承诺和责任吧。我的能力有限，只是在做普通人都能做的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