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速度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四川

　　“严厉打击村霸、街霸、砂霸、行霸”、“农房贷款有偿使用，诚实守信还本付息”，这样的大红标语贴满了绵竹市富新镇的街道两旁。去年的5·12大地震，这个小镇因为倒塌的富新二小而备受关注，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富新二小的新校园已接近完工，地震带来的伤害早已淹没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里。

　　一年后的地震灾区，盖房子的热情淹没了所有的缅怀。政府和明星企业最关心的是学校，不论在哪个灾区，学校的重建几乎都是标准最高、速度最快、资金最充裕的，而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家的住房，尽管建材、人工价格都涨了一大半，但勒紧裤腰带盖一所像样的房子仍然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极少有人愿意过两年再修新房。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承诺灾区的重建要在两年内完成。地震毁损的建筑物和建筑设施占总损失的七成，房屋受损达到1500万间以上，要在短短两年内，集中建起数千万栋各类房屋，这样的重建在中国建筑史甚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面临的资金、规划、施工等任务丝毫不比当初的地震救援轻松。

　　但时隔一年，回到灾区的记者大多会感慨，盖房子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跟这个国家很多领域一样，速度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与当年建筑领域的“深圳速度”相比，“汶川速度”同样令人惊讶。且不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还是个人住房，远远超过震前水平。

　　开工率

　　与映秀、北川这些明星灾区不同的是，在地震救援的过程中，绵竹并没有被太多关注，但这个原本的四川十强县如今面临最繁重的重建任务，绵竹一共有12.4万户农房需要重建，在四川10个极重灾区县(市)中排名第一。

　　学校、医院、道路、水厂甚至工业园这些大型项目从设计、招标、施工到验收，基本都由江苏援建指挥部承担，对于当地政府来说，12万栋农房成了最大的任务。尤其是2009年，中央政府要求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而灾区最大的民生，无疑是住房问题。

　　总理“两年完成重建”的承诺让地方政府陡然紧张起来，制订好的进度几乎都重新修订，让老百姓有房子住，这是重建完成与否最基本的标志了，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更强力的措施，要在两年内建好10万多户住房，是不可能的事情。

　　4月初，绵竹市统一做了强制规定，所有农房建设要在5·12之前全部开工，争取到9月底全部完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开始建房才能拿钱，逾期不开工拿不到补助，统计考核各乡镇的农房开工率等等。

　　“只有房子开工，才能拿到国家补助的钱。”遵道镇镇长甘德福说，农村总是会有些好吃懒做的人，如果把钱发了，拿去打牌，最后钱没了，房子也没盖起来，再跑来找政府要房子，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于基层村干部来说，要挨家挨户上门去做工作，动员大家赶紧盖房子，开工率每个月都要统计上报。这样的措施确实收到了效果，4月底，记者在绵竹各地采访时，遵道镇最为贫穷的秦家坎村开工率居然都达到了97%，原本想等过些日子建材、人工价格都降下去时再盖房的农户，也都没法再等了。

　　之前很多专家预测灾区农房重建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缺口太大，中央财政震后恢复重建基金针对地震受灾的51个县、市、区立即安排了3000亿元，对口支援省市支援约为710亿元，但是仅四川省12个重灾区和88个非重灾县市区需要的重建资金预计就达到1.7万亿元。

　　而且，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公路、学校、医院等基础公共设施，农房建设会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迅速完成。但据记者的多处走访，农房建设资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资金来源主要是三块，一是国家的无偿补助，二是国家提供担保的小额贷款，三是自筹资金。

　　以绵竹为例，依照人口数，每户国家给予无偿补贴1.6万、1.9万、2.2万不等，而贷款也容易，在最高限额3万之内，只要等房子开工之后，拿着户口本等必要证明到信用社即可办理，不需担保，甚至不需像地震前申请贷款那般复杂的手续，政府补贴利息，3年以后才开始偿还，具体期限则没有限定。虽然金融机构对此忧心忡忡，但依然在国家的强力要求下，悉数完成了贷款的办理。

　　不差钱

　　4月23日，记者在秦家坎村采访时，村民谢文跃家的新房已经率先建了起来。“花了8万多，除了政府给的钱，又向亲戚借了些，还有就是自己攒的。”谢文跃的妻子说。

　　地震之后，夫妻俩几乎没有歇过一天，给化工厂打工、去城里捡破烂、在倒塌的旧猪圈养猪、在工地上打小工，夫妻俩同时干着四五份活，一切都是为了挣钱盖房子。整个村庄中，这个年轻的家庭地震后的生活状态有着相当普遍的代表性，地震前，勤劳并没有给这个村庄带来富裕，但是在面对灾难时，勤劳让这些一无所有的中国乡村体现出了最顽强的生命力。

　　对于补助和贷款，很多老百姓分得并不是很清楚，只是统称“国家给的钱”，对于这部分钱，老百姓感恩的心态非常重。事实上，即使在多数发达国家，由公共财政直接补贴个人建房，即使是在大灾难面前，也是不可能的，而由政府提供担保的金融贷款，在规范的金融体制中也很难出现。

　　2月底，中国社科院针对震后重建融资问题在北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邀请了日本阪神、台湾9·21大地震后参与重建资金募集的诸多专家和官员分享经验。日本放送大学教授、参与建立了阪神大震灾复兴基金的林敏彦就坦言，国家直接参与重建无疑是最有效率的，但日本的中央政府认为把公共财政用于个人的住宅建设，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一直到13年后才通过法令，政府财政可以用于个人住宅建设。

　　一向缺乏明晰财政法令的中国，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对于执政党而言，这笔钱物超所值，极大提升了政府在灾区的威信，所以，尽管地震一周年之际，大量记者重返灾区，地方政府相当警惕，生怕老百姓说什么不满的话，“做了这么多事，被一两个人的抱怨给抹杀了，太冤，所以，必须得严格控制啊。”一位宣传部的官员就向记者这么诉苦。

　　但老百姓并没有太多不满，重建考验的是大量资金、物资的组织调配，这比去年的救援更加考验政府能力，且大多由最基层的地方来组织实施，但却并没有招致太多不满，这同样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标准不一

　　村民们偶有的抱怨集中在各地标准不一，汶川、北川等山地灾区，每家可补3.2万元，邻近的什邡，每家2.8万，这让很多人不明白，甚至认为是市政府把钱拿去干别的了。

　　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贴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援建省区提供的资金多少，当时，中央要求援助方要把当年财政的1%投入灾区重建，各地财政收入不一，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标准，再加上绵竹这样的灾区，虽然死亡人口不是最多，但倒塌房屋、受灾人口都是最多的，有限的资金分配下来，就显得标准低了很多。

　　“江苏援建资金总投入90亿元，其中财政资金80亿，剩下的是社会捐助。”江苏援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姚晨说，农房重建资金用了24亿，主要用于贷款担保、建材差价补贴、特困户建房补助和集中居住点基础设施配套。

　　按照投资总额，在极重灾区中，江苏的90亿已不算少，临近的什邡是70多亿，而明星灾区汶川和北川都超过了100亿。但是，绵竹是受灾人口和建筑物重建数量最多的灾区，如果考虑这些因素，90亿则并不多。

　　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很快想出了对口援建的办法，可以说，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人力、物力和资金问题，而且，迅速理顺了体制，但是要求各地按照财政1%比例投入的一刀切的做法，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重建资金分配的不均。

　　映秀镇的重建预计投入20亿，但这样的投资额仅仅在映秀可能实现。据记者测算，在灾区其他乡镇，2万人口左右的镇，重建投入大部分在3亿左右。如果更加细分，这3亿资金，对有的镇已经绰绰有余，可以说到了花不完的地步，但有的镇则不够。

　　江苏常州负责援建绵竹遵道镇。遵道是个2.1万人的大镇，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根据我们的财政收入来算，我们必须拿出3.8亿投入遵道重建。”常州援建指挥部项目处处长唐伟业说。

　　但由于在遵道还有另外一家知名企业万科集团参与了重建，一共投资7500万，建设了学校、医院、镇政府等四大项目，所以，常州的3.8亿显得有些无处可花，他们已经启动的三个项目分别是通往县城公路的公交站棚、一个年画传习所和一个日供水3000吨的自来水厂。   

　　“我们的3.8亿肯定还是要投在遵道的，这是早就确定的，能够拉来更多的企业和社会资金，这是遵道政府的本事，但这些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投入计划。”唐伟业说，接下来还有军民桥、农贸市场、文化中心、村道等项目，资金绰绰有余，且都是高标准建设。

　　除了北川、映秀这样的备受关注的灾区之外，并不是所有重灾区都能像遵道赢得企业的大笔援助，从而在资金上不感拮据，甚至有的地方重建资金都要自筹，在德阳和绵阳交界处的旌阳区，同样是地震灾区，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柏隆镇，死亡8人，受伤83人，房屋倒塌1.2万间，各项基础设施基本毁损，但该镇却并没有分到对口援助的省市，更不用说民间企业的关注，镇上一条村道的修复，需花费100万，除争取到扶贫项目资金50万元之外，剩余只能由社会各界资助和农民投工投劳解决。

　　祸福相倚

　　去年年底，万科集团花费1000多万建起的遵道中学3层教学楼就已经交付使用了，这个红灰相间的房子，如今是整个镇上最醒目的建筑，豪华程度让村民们目瞪口呆，不使用一块砖头，3层的房子还装有电梯，上课不用黑板，而是用价值10多万的电子白板，抗震能力达到了9级，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高。不用说之前的乡村中学，即使是成都的贵族学校也难以相比。而整个绵竹投资额最大的学校还不是遵道学校，而是县城的绵竹中学，48个班，校园建筑总花费1.3亿元。

　　对于镇政府来说，不光是学校，还有政府办公楼、村镇公路、水厂、医院等等基础设施都在重建中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水平。“重建确实将我们整体的公共设施水平提高了几十年。”镇长甘德福也说，不光公共设施如此，老百姓建的房子也同样，装修一家比一家好。

　　对于秦家坎村而言，地震似乎并不全是坏事。“最大的好处的是把那个化工厂给震垮了。”老村长肖自玉说。他说的化工厂是龙蟒集团的一个磷化工加工厂，与剑南春、东汽公司一样，龙蟒集团是绵竹市三大支柱之一。但对秦家坎来说，几十年来，工厂像他们的噩梦，这个有着悠久贡烟生产历史的山村因为化工厂带来的酸雨断绝了产烟叶的生路，村里带花的植物几乎全都不能生长，1995年始，村民们就因地下水常年污染而拒缴农业税。

　　“为了把工厂搬走，几十年来，我们知道找了多少次政府，但都没有成功。”肖自玉说，现在一场地震把整个厂区都震垮了，绵竹市也决定将工厂搬到新建的化工园区。才停产一年，村子里的果树就又开花了，地下水也没有以前那么酸了。

　　绵竹市政府的重建规划中，这些龙门山脉深处的小村落也都不再发展化工和采矿业，而要发展旅游和农业。尽管政府“打造东方阿尔卑斯”的口号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对之前甚少从政府获取帮助的村民们来说，却像是莫大的希望，他们按照政府的要求，把房子都修成了古老的川西民居风格。

　　“我们的烟叶会恢复的，还有酿酒，这都是村里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很多村民都懂技术。以前那种磨了骨头养肠子的活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个50多岁的老村长和他的村庄一样，似乎已不为地震中逝去的生命悲伤，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因为地震，他们失去了原先那个贫穷的村落，却也因为地震，赢得了无数的关注：政府发钱给他们盖房子、修公路，给他们规划蓝图，而不再像之前那样仅仅是在这里开矿，北京来的设计师给他们设计装修，还有从未听说过的NGO也来帮忙，生活前所未有地闪现着希望。

　　事实上，很多重建中的事宜，比如产业规划、污染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原本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对于中国的广大乡村来说，不管是物质实体的重建，还是人群活力的恢复，都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需要的仅仅是真正的关心，而不是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