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中心专家曾光:流感病毒变异株杀伤力还未知(5)
记者：这是人类智慧和大自然的较量。
曾光：对，我们为什么要围堵，围堵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我们战略目的，而不是要做到百分之百，百分之百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做公共卫生，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对人类这是唯一的办法，早期最好的办法，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且我觉得围堵不是一时一事，不是早期围堵几天就成了，它应该是贯彻到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体会是这样的，即使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了病例，就我中国没有，我就要围堵。别的省都有了病例，我这个省没有，我这个省就要围堵，你在这个发生的话，发生的城市别的学校都发生了，我这个学校没有发生，我这个学校也要围堵。别的家庭都发生了，我这个家庭没有发生，我还要围堵，它这样的话，人类在跟它做斗争，是尽量希望按我们的方式去做，所以按照这种方式，觉得这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我们现在把它理论化了，把它实践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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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曾教授，您觉得人类和大自然的这场斗争是能得胜？
曾光：当然是我们了，当然是人类了，它怎么能战胜我们呢？
解说13。针对目前个别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围堵措施持有异议，曾光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一旦疫情传播开来，被感染的人数会以几何倍数递增，而中国的疫苗生产能力、百姓的保护意识等都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较为严格的围堵措施是恰当的，符合中国国情。
曾光：因为我们国家是对这种围堵是有我们自己的行动基础，有医院的基础，有法律基础，还有我们的伦理学基础，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你看有些国家现在对中国隔离，对它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隔离了，他不满意，为什么？和中国人一起被隔离了，他想不通，我在美国我不隔离，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呢？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的不同，也是伦理学的不同，因为我们国家强调的伦理是什么伦理呢？是个公共卫生伦理，公共卫生伦理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就这种行为，如果限制了一下您的自由，对大多数人有好处，能够使社会大多数人受益，而且我们能把这种措施限制到最小，它可能就不是一个，最终证明它不是一个感染者，我在这里白呆了几天，但是这种情况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公共卫生伦理告诉我们的，而且这种伦理是具有法律学的基础的，它是为了大多数人，请少数人做出牺牲，不是生命的牺牲，是暂时几天的自由的牺牲。比如说这个事轮到你了，或者是轮到我了，我们是密切接触者，需要我们被隔离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好，我要为社会做点贡献了，因为我有可能成为一种感染者，那么就观察观察看吧。
记者：西方国家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对中国这种隔离的做法感到不理解，甚至还指责中国是歧视，恐怕有一个伦理、道德方面的差异。
曾光：对，文化、法律和伦理的不一样，我在这儿就看出来了，但是你看看效果，谁在哪个国家传播得快，在哪个国家传播得慢，哪个符合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哪个符合于人的利益，我觉得大家会做出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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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导视：
从前哨站到阵地战 防控流感策略将有哪些变化？
第二波大流感会不会发生 未来的趋势又将如何？
《面对面》董倩专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 正在播出
解说14：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面对流感大流行，国际社会必须集体努力，确保更平等地获得疫苗和其它卫生措施。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只有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获得流行病疫苗和保护其人口的能力，才能实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记者：我们到目前为止看整个新型流感的散布，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蔓延，所以人们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疫情蔓延到了像非洲这样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还有亚洲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情况会是什么样？
曾光：其实我现在首先关心的是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南部的邻国，在南美洲这儿，它进入冬季了，而且冬季的话肯定是两种流感同时流行，很可能就造成了这种，有这种可能，如果这些病毒在同一个人身上得，会不会发生，在那儿发生基因变异呢？发生基因重组呢？而且当他们的冬季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秋冬季节到来了，那时候病毒可能像侯鸟似的，谁能阻挡住南北半球之间人的来往呢？那时候的话，这是对中国的真正考验开始了。就是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是，你看在亚洲发现病毒的地方是哪？是韩国，我们国的香港、日本和我们中国大陆，这几个地方相对来说都是公共卫生实力比较强的地方。
记者：经济活跃的地方。
曾光：对，也是人口来往多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些国家，恐怕它们到底是没有呢，还是没有发现呢，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问题，我们只希望它现在是没有，所以在我们传染病防治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传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传播乱了，国际传播链都乱了，可能你认为没有的地方，一发现它可能是最严重的地方，我们不排除这种事件的发生，也就像1918到1919年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人的话就是预测的话死亡人数是2000万，怎么变成5000万了呢？就过去的那种数字分析，没有把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没有考虑到非洲大陆，没有考虑到印度，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实际上这些东西往往是传染病流行受严重，最严重的地方，也是救护力量相对比较差的地方。
记者：还有关于预测，我看了一下，有大概这么几种预测，说一个是夏季到来以后，流感流行趋势消失，到秋冬的时候卷土重来，不过那个时候有足够的疫苗应对，这是第一种。然后是第二种，这种病毒的毒性越来越弱，流行时间长，但是致死率低了。第三种就是病毒发生变异，传染力和毒性加强，导致很多人死亡，您倾向于哪一种？
曾光：现在就是预测对人类来说是个最困难的事，对吧？这里完全可以说主要都是自然界在演变，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作为我这个工作来讲，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原则，人类在做出科学的选择的时候，绝不仅仅按照脑子所想的可能性大小去做准备，往往都是按照这个最严重的结果去做准备，如果一个学者，如果要是说是在妄谈某一种结果高低的时候，本身就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如果要是最坏的情况发生，发生了以后，可能对人类造成最大的灾难，所以如果让我做预测的话，让我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最严重的来做准备，但并不代表着我认为它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
记者：人类都是要从最糟糕的情况去出发，但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
曾光：对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共卫生。
解说15。随着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在中国内地的出现，中国卫生部门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最新诊疗经验和研究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和工作方案，切实提高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记者：您对未来，就当出现了确诊病人之后，对未来我们的防控局势您乐观吗？
曾光：我是乐观的。
记者：乐观的基础、底气是什么？
曾光：因为这个病毕竟是可防的、可治的。另外我们有什么呢？因为中国有一个强项，就是政府的，就是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很强。另外，中国做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很强大的。中国的话另外学习能力很强，比如在SARS期间，一开始比较乱，中国迅速由弱变强，你发现没有这个过程，调整的过程非常快，以至于让外人都不认识中国了，早期的，应该觉得很多是对我们不理解的，后期又觉得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又成了他们的榜样了，所以这一点说明中国确实是有这样的能力。另外，吸取教训的能力。这次我希望不仅仅是吸取自己的教训，SARS主要是吸取自己的教训，现在是吸取别人教训的能力，我们也应该表现得很强。还有学习别人经验的能力，也应该很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能不乐观吗，你说？
解说16：在这次甲型流感疫情发生后，作为流行病学科学家，曾光成为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其职责是为大流行风险评估、防控策略等重大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这并不是曾光第一次经历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SARS疫情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曾光带领其他同志一起对SARS的流行规律和传播途径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建议。
记者：我印象还很深，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当SARS疫情刚刚开始传播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采访过您，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面对新型流感的时候，您作为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对比一下，有什么样的感触？
曾光：感触是我们国家公共卫生在进步，进步得非常快，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对应对传染病的话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说是有些国际原则，比如公开透明，像这些原则，另外多部门合作，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挥体系，包括我们的技术准备各方面，跟SARS确实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不是说这种变化以后，就是对一切就都准备好了，也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了很多预案，应该是个好事，但是事到临头了，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预案，当时制定预案的时候，我们缺乏经验，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很可能会需要及时调整，也就是说跟甲型H1N1流感做斗争，就像一场战争似的，不可能在战争开始以前，这个预案做得那么详细、周到，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情报，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采取对策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比预案更重要。
记者：如果几年前一场仗，您也是指挥人之一，然后打得，应该说是一开始打得并不好，但是越打越好。
曾光：对。
记者：但是这一次这场仗，您觉得打到现在，您觉得怎么样？
曾光：我觉得我很满意。
记者：但愿我们能满意下去，一直满意，把这场仗给打胜了。
曾光：我希望这样。最少的话，我们跟其他国家比，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算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对这点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尾语： 这是一场不知对手实力的战争，但即便如此，在经历了2003年我们打赢了SARS那场战争的经验之后，我们也就有信心去打赢这场与新的流感病毒的战斗。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