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解说： 5月4日，新闻调查的记者来到广州。6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国抗击非典疫情的主战场。

　　2003年非典回顾：

　　广州卫生局副局长：6号，一天来30个，八号，一天来30个，到2月12号，在院的非典病人总数达到150多人。

　　解说：广州，是当时世界最早出现非典确诊病例的城市。那么今天的广州将如何再次应对病毒的侵袭呢？

　　唐小平，广州卫生局副局长，当时他以广东省非典型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抗击非典的战斗。

　　唐小平：那个时候当时因为这个敌人是什么东西还不知道，所以应对起来，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最早的时候，我们采取的隔离的措施，应对感染控制的措施，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严格，那么也导致了有部分的医务人员的感染。当时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基础上，总结出来后面的成功的一些防治经验。

　　解说： 王鸣，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2003年迎战非典期间，他打过不少硬仗。他面对这次甲型流感，比起当年的非典，他认为防控形势已经大不相同。

　　王鸣：这几年来整个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SARS时候我们还没有报告系统，也没有应急的体系。SARS过后我们有报告系统，另外我们也建立了应急体系，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仪器设备到位了，还有一个防护也都是被SARS时候要大大加强。

　　钟南山：那是完全跟这些跟SARS是不同的，那时候完全是一个遭遇战，所以现在从广东来说，SARS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非常主动的一个前哨战。

　　解说：非典之战成为中国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机制的起点，2003年5月，疫情还未结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即已颁布，2004年，又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法》。目前，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已经基本完善，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国家31个部门的协调联动，以及先进技术的研究都有了法律制度的保障。4月28日，中国启动了传染病专项应急预案。

　　毛群安：控制传染病三各环节，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这三个环节，

　　我们这个预案就是针对不明原因，或者它是新发的传染病，你应该做哪几方面应对的准备。

　　记者：特别是作为广州，作为中国内地SARS的首发地，你们怎么现在设防？

　　钟南山：甲型H1N1是进口的，它是从北美洲过来的，在国内要出现的话，我们自己围堵，但是从国外近来的话，关卡放在口岸很重要。，

　　记者串场：从5月1号起，广州的白云机场要求所有来自国际航班的旅客必须要填写详细的健康申报，并且在检疫的关口设置了自动测温仪器，一旦出现体温的异常，测温仪就会发出警告。在候机大厅的公告栏上，不时变换着有关新型流感最新的信息，以及一些防范的办法。广州作为一个口岸城市，正在试图用一种透明的信息和严密的制度来把住新型流感传播的第一道关口。这是因为经历了SARS考验的人们已经非常清楚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一种新型病毒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传播，其实它需要的条件非常简单，那就是人们哪怕一时的失语和细微的失策。

　　解说：应急预案启动之后，除广州之外，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大城市的口岸都加强了对入境旅客的体温检测和健康申报，并禁止从墨西哥、美国等疫区进口猪肉及产品。入境旅客如果出现发热症状或有可能被感染，都将被送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观察。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2003年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之一，今年当甲型流感病毒袭来，这里又一次成为收治新流感病人的定点医院。

　　记者：如果说接到这样一个通报，出现了发热病人，怀疑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们怎么行动，第一步做什么？

　　杨湛(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最近我们刚刚改装了负压的救护车，马上我们就有专门的司机，该有值班的医生、护士就开车去他指定的地点，通过负压救护车和负压的担架把病人转送到这里来。

　　记者：为什么要用负压的救护车和负压的担架？

　　杨湛：把病人放到负压的系统里面，我们周边的环境就不会受到污染，护送的医护人员就不会受到感染。

　　解说：在2003年非典阻击战初期，最先被感染的是很多医护人员，有的甚至高达患者总数的一半，其主要原因就是通风不好造成的交叉感染。而现在，全国各大定点医院都已经配备了负压救护车和负压的隔离病房，杜绝了交叉感染现象的出现。在负压条件下，被送到定点医院的待观察人员首先要接受的是体检排查。

　　杨湛：它有几个情况，一个就是属于医学隔离的，隔离观察的。第二个就是疑似的。第三个就是临床诊断，最后就是确诊的。

　　医生：初步判断还是一个传染病，必要注意个人的防护，要带着口罩。

　　解说：在排查中如果发现疑似病例，则马上抽取血液标本，并立即送到国家网络监测实验室。5月2日，中国自行研制出了检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试剂盒，并在全国设有100个网络实验室，可在几小时内迅速确诊疑似病例。

　　曾光：以前在SARS的时候，一开始你分不清哪个是确诊病例，哪个是疑似病例，你没有实验室诊断手段，只是靠临床，你要万一把一个是的和不是的关在一个病房里头，那不就麻烦了吗？最后什么时候诊断试剂才来的，5月份以后了。实际上那时候的话就是它诊断试剂不来我也扑灭了，(现在)这个(试剂盒)也说明我们国家准备好了，我们国家是严阵以待，也是我们国家对研究水平，病毒的水平在这儿。

　　解说：北京地坛医院是此次北京防治甲型流感的定点医院之一，目前凡是入境航班有发热的乘客，都被送到这里进行医学隔离观察。那么他们被隔离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呢？5月8日，记者来到地坛医院，当时这里有22人在接受隔离观察。

　　记者：每次进趟病房同复杂的你们。

　　医生：对。

　　记者：这里是北京地坛医院的传染病区，从疫区归来的这些乘客如果发现有发热症状的话，必须要在这里接受医学的排差。我们现在就要到病房去看一下。

　　解说：我们最先见到的是杨薇，她五一去韩国旅游，回来的时候因为受寒发烧被送到地坛医院隔离。

　　记者：你今天可以出院了，是吗？当时心里紧张吗，因为这样一个突然的变故。

　　杨薇：比较害怕，因为我以为当天检查完了就可以回家，但是不能回家，说是为了大环境考虑，先隔离一下，看看有没有传染性这种。

　　记者：你当时对这样的举措，自己能接受吗？

　　杨薇：我倒是能理解这个行为，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真是有什么严重的病，比较担心这方面。

　　记者：希望早日完满结束，杨薇。我们也希望这种疫情能够早点结束。

　　解说：云游世界各地十余年，朱荻说自己很少回国，这次回来因为感冒引起的发热，让她不得不和家人见面的时间又推后了一周。

　　记者：除了这个房间，能到外面走一走吗？

　　朱荻：不允许。

　　记者：就只能待在这。

　　朱荻：对，巴掌大的地方。

　　记者：这是从印度带的？

　　朱荻：对，这是从印度带的。

　　记者：怎么玩呢？

　　解说：朱荻从印度带回来一个解闷的宝贝，这让她成了整条走廊的明星。

　　朱荻：我觉得我生病大部分是因为累的，所以来这我就是放松来了，所以我的状态跟别人不太一样。

　　解说：自从启动应急机制之后，尽管各个口岸对每一位入境旅客都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但5月10日，中国还是相继出现了两名甲型流感确诊病例，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四部分

　　解说：5月10日，四川出现国内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5月8日，患者包某某乘飞机从美国经日本东京抵达北京，属于输入性病例。

　　记者：现在只有入境的健康申报卡，还有一个红外的检测仪。这两项对于整个这样一个流行疫病的防控，会不会觉得有些单薄？

　　毛群安(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这个里面涉及两个问题。第一，目前在口岸上，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已经，我个人感觉，已经到了极限。就像我说的，他这个人，他感染了，他也没发病，跟健康人一样，你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出来？

　　记者：这个期间他具有传染性吗？

　　毛群安：具有，所以就说这个病例输入的风险非常大。

　　解说：5月12日，也是由于入境时没有症状显示，山东报告的第二例确诊病例，也是属于输入性病例。

　　记者：那么现在国内出现了确诊病例之后，您会怎么来形容现在的状况？

　　毛群安：我们现在要打歼灭战，一旦疫情在什么地方露头，我们马上采取包围的措施，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只要他发病，他就会到医疗机构去就诊，我们必须在他就诊这个环节上，把这些病人发现，尽最快的速度隔离他及密切接触者，这是阻止疫情扩散蔓延的唯一的选择。

　　解说：据卫生部门估计，与四川和山东两例甲型流感患者发生直接接触的有400多人，其中包括外籍旅客和火车乘客，目前，绝大部分人员已经被找到，并接受了隔离观察，至今还没有发现新的确诊病例。

　　毛群安：从现在来看，就是那两个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就是我们叫二代的病例。就是由这个人，病例，传染给他，现在还没有发现。但是没有发现，不等于说这个风险不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公众给我们一些支持。其实我们追踪的这些密切接触者，实行医学观察，第一是保护他的健康，保护他家人的健康，然后毫无疑问是保护公众的健康。

　　解说：在钟南山看来，在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中，培养公众的危机意识也是一种重要的防疫机制。

　　钟南山：这个机制其中一个就是宣传、教育、培训，对医务人员和老百姓。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大家提高这个认识，去年3月份，在广州的市场，在西关那边出现禽流感，140几个，同时死了，那个时候，但是老百姓就很快就有这个知识，这个病的鸡、死的鸡绝对不能吃，过去照吃，现在绝对不能吃，有这个知识了。

　　记者：现在对于很多专家都在积极的防控，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民众而言，您会建议一个普通的民众在这样一个疫情面前怎么做？保持什么样的心态？

　　曾光：我觉得现在中国老百姓通过SARS以后，到现在以后，心态已经可以说是成熟得多了。我觉得老百姓很重要的是要相信科学，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自己的学者。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对待很多事件搞透明化，我觉得做得越来越好。

　　解说：非典之后，随着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建立，以及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公共危机的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事实证明，随着这些年政府信息的公开，虽然做得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社会是在变化的，我们的传媒在变化，我们的传媒，作为传媒受众的这样一些国民也在发生变化。只有他们得到的信息更完整，他们才会更成熟，他们才会作出更好的选择来。

　　解说：截至目前，中国内地被隔离的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已经达到680多人，同时也有100多人已经解除隔离。突发性公共卫生应急预案的各项工作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

　　记者：我们现在都希望这样的疫情能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但是疫情的情景是很难预测的，如果说一旦蔓延了，我们现有的医疗条件能够去应对吗？

　　毛群安：应对这次疫情，国家有一个整个的预案，那么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说疫情没有传入我国，仅在境外，我们是一种防治的策略。那么国内出现了的输入性病例，乃至下一步可能会出现它输入性病例可能造成的二代的传播，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疫情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那么预案就是针对这种不同的阶段来做的。那么我可以讲，经历了这个疫情的发展延续的过程，以及听到了专家对我们这个防控的这些建议，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能力应对这场疫情。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对甲型流感的应对以及中国人民面对甲型流感的反应？

　　韩卓升(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我认为中国从非典的爆发中学到了很多，积累了很多经

　　验教训，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这次作了更好的准备。

　　曾光：不因暂时的缓和而窃喜，也不会因为可能的升级和复杂化而乱了方寸，需要我们随时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在任何情况下都找出对我们中国怎么做最有利的这种对策和措施，这是我们的责任。

　　解说：5月初，墨西哥的流感疫情发展逐渐减缓，首都街道上的车流明显增多，学校、商场、餐馆酒吧又重新开放。然而，世卫组织随即发出警告，如果第二波疫情爆发，那将更为致命。

　　曾光：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可以说，它的第一波，跟1918年它春天流行第一波相比，比它第一波明显要轻。但是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我们不好说。

　　记者：第二波，第三波，在以前的流行病当中经常出现吗？

　　钟南山：有出现。跟季节有关系，夏季一般不是流感传播的高发季节。在南半球来说，快要进入冬季，在南半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还是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解说：追溯历史，人类遭受病毒的折磨由来已久。至少在公元前三个世纪，中国就存在天花，在古埃及石刻的浮雕中，也有患过脊髓灰质炎的人像。就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而言，法国人巴斯德也许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人。他用实验证明发酵的真正原因是微生物的作用，后来他制造出有效的预防霍乱和炭疽病的疫苗。

　　记者：有一种说法就是病毒比人还聪明。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钟南山：是啊，病毒因为变异，变异特别快，不行，病毒的规律太快了，变异得太快了，人的知识还跟不上。

　　解说：病毒离人类从来就不遥远，2003年的SARS让人无法忘记；同年底，美国爆发疯牛病疫情；2004年，东南亚大规模爆发禽流感；2008年的手足口病直接侵袭婴幼儿。频繁爆发的传染病疫情警告人类，病毒仍然是不可小视的威胁。非典之后，一本名叫《人类瘟疫报告》的书引起广泛关注，它用简洁的文字形容人类和疫病斗争的历史：“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

　　记者：有一个数据显示，现在流行病当中，传染病当中，有60%以上属于人畜共患。

　　钟南山：我想这个跟，恐怕还是跟人对自然界过度的开发，造成自然的生态平衡破坏还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一些反的作用。

　　解说：生态破坏严重，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为了发展经济而透支的环境承载能力。有人说，制造这次全球流感疫情爆发的责任者正是人类自己。是到了认真思考人与环境、人和其他生物之间关系，并在实际行动上做出改善的时候了，人类不能缺少平衡与共生的智慧。

　　李楯：我们知道病毒比人类的历史要久得多呀，我们应该做的，我觉得我们不是简单地旧思路，战胜它，甚至是想得更简单，消灭它，我们真正消灭了几个病毒呢，极其有限。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地不为其害或者少为其害。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怎么考虑人与生存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样一种大的思路和理念之下，我们的宏观战略怎么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