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北京公共卫生安全应急12小时
新流感危机中的北京一夜
在这个略显凉爽的初夏之夜，对传染病有着深切记忆的北京城经历了一次严峻的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5月10日午夜，燥热了一天的北京有了些许寒意。一辆带有120字样的大型面包车从前门大街的北京市急救中心驶出。它没有打开警报，只是闪着红蓝两色的警示灯，迅疾向东。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急救车，它是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独一无二的大型移动通讯指挥车，可以通过卫星系统向指挥中心传输图像。非常情况下，防疫人员可以指挥车为基地，携带无线设备，在5公里范围内收集信息。自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还是它第一次被启用。
在距离北京市急救中心几公里外的北京市卫生局会议室里，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的负责人，正焦急地等待它从位于首都机场附近的旅航酒店传回图像。中国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曾在这里住宿。
当日22时30分，北京市卫生局接到卫生部通报：四川省发现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该患者9日凌晨乘坐NW029航班抵京，同日上午乘川航3U8882航班离京赴蓉。
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同时下发的《关于乘坐NW029和3U8882航班的人员实施医学观察的紧急通知》，北京市决定对乘客和机组人员实施集中医学观察，对已回家乘客的家属实施居家医学观察。
超过1000名卫生疾控人员被迅速动员，随后其他各类政府工作人员也陆续加入协助的队伍。
距NW029抵京已40多个小时，147名乘客散落在偌大的北京城，其中超过一半是外籍人士。
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
通报
时钟指向23点，海淀区疾控中心主任江初被疾控中心值班室的电话叫醒，通知他立刻回海淀卫生局参加全市卫生系统视频会议。虽然没有说开会内容，但江初心里想，“大概是来了”。
据本刊记者了解，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在当天19点30分举行例会时，参会人员大多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四川可能出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
这个例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有人判断卫生部可能会在第二天早上公布确切消息，但会后不到半小时，卫生部就在网站上公布了疑似病例的详细情况。应急指挥部随后决定连夜查找密切接触者。
北京市卫生局随即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取得联系，对该航班所有乘客入境信息进行筛选，查找可能留京者。
22点30分，几乎就在北京市卫生局接到卫生部正式通告的同时，运载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样本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1个半小时后，标本被送进北京市宣武区迎新街100号的国家流感中心生物安全防护三级(P3)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适用于通过呼吸途径传播的致死疾病病毒。中国目前还没有更高级别、适用于高度危险性病毒的生物安全防护四级实验室。
本刊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当晚国家流感中心的3个小组、15名工作人员负责确诊工作。其中一组在P3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其他工作人员进入同时开启的3个P2实验室，对病毒核酸进行检测、开展临床标本中病毒序列测定准备。
将近23时，北京卫生局又得到四川省方面消息：患者曾在首都机场附近的航旅酒店住宿。顺义区政府得到通报后立即将该酒店封锁，急救中心则派出移动通讯指挥车进行现场支援。
同时，北京市卫生局召开视频会，安排连夜查找接触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初步筛选结果，可能留京的NW029乘客有国内乘客69人、外籍乘客75人。11日总人数又增至147人。10日23时30分左右，各区县疾控中心负责人拿到了自己辖区的乘客名单。海淀区最多，有27个，包括25名中国人和2名外国人；朝阳区的外籍乘客则是最多的，将近20名。
江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许多乘客的住址只粗略地填写了“海淀区”、“中关村”。但是根据要求，各区应在11日早8点前完成全部查找。
不久，各区疾控中心先后派出了第一批“流调”人员，正式启动密切接触者的查找工作。
紧急召集
11日零时，家住立水桥的海淀区疾控中心“流调”人员周蒙接到电话，要求他立刻到20多公里外甘家口的疾控中心集合。
海淀区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了150多名人员，分成28组外出查找密切接触者。
根据本刊记者在各相关单位了解的情况，当夜北京市区两级卫生防疫系统及相关医疗机构，动员卫生防疫和后勤保障人员逾千人。
零点30分左右，移动通讯指挥车到达航旅酒店。图像显示，警方已在现场拉起了隔离带。全副装备的顺义区疾控人员，正逐屋向住客登记询问，并进行甄别。最后103名密切接触者就地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零点45分，北京市急救中心接到指示，派车前往北三环马甸桥附近的一处住宅区转运密切接触者。医师何永年与一名司机驾车离开急救中心大院。
当何永年到达时，现场已经有了西城区的疾控人员。等了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孩跟随“流调”人员走下楼。此前，他们已经谈了40多分钟，女孩终于同意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何永年说，经过检查，这位刚从日本归来的女孩体温正常。
11日2时15分，何永年的急救车驶入与地坛医院一路之隔的国门路酒店。第一名密切接触者到达集中医学观察点。
下车前，何永年再次认真为女孩测量了体温。如有异常，她会被立刻送至地坛医院。随后，急救车被开到地坛医院西南角的消毒点进行消毒，何永年与司机在更换防护服后，驾驶另一辆已经消毒的救护车返回城区。
这座2008年夏天刚刚落成的专业传染病医院，拥有“工”字型住院楼。非常条件下，可以隔离成四个完全独立的区域，据称这种设计可以有效避免2003年SARS期间出现的医院内交叉感染。
在出发转运密切接触者之前，护士监督何永年穿戴了全套防护服，使他没有一点皮肤暴露在空气中。符合世卫组织标准的N95口罩外，他又按规定戴上了一个医用口罩。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的防疫药品储备不仅已与中央储备衔接，还与军队储备建立了联动机制。
外籍乘客
11日凌晨2点半左右，北京市外事办涉外处长高志勇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批准了，寻找外籍乘客的‘流调’人可以出发了。”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北京涉外范围最大、涉外特点最为明显的突发事件。
在北京市卫生局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高志勇也赶到了会场。他现场拟订了一份“流调”人员注意事项，其中包括外籍乘客不配合、申请领事保护等问题。在上报外交部和北京市应急办的同时，开始按照名单通知各使馆。
北京市外事办要求各区外事办主动与区疾控中心联系，还把翻译都叫了过来。为了寻找和了解外籍人员情况，外事办还找到了旅游局、商务局、外专局、教育局、外企人员服务中心等涉外单位。
这些专门查找外籍乘客的“流调”人员都没有找警方随行，但还是有外国人在接到电话后躲了出去。后来为了查找在某国使馆住宿的乘客，外事办的工作人员和“流调”人员一直等到天亮，最后在幼儿园门口把送孩子的这位外籍人士拦了下来，他和孩子都是NW029航班的乘客。
也有国家对外交人员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有异议。“其实，绝大多数国家使馆都是非常配合的。”高志勇告诉本刊记者。
到11日白天，寻找已经十分困难，最后有6名美国籍乘客毫无音信。外事办于是与中国驻美使馆和全部5个领事馆取得联系，希望通过护照号寻找相关信息。直到12日下午，终于找到了其中的5人。
外事办最后找到美国使馆寻求帮助。美国使馆联络国内后，告之因为该国法律保护国民隐私，不能把乘客的联络方式交给外事办，但是承诺由家人劝他去疾控部门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集中医学观察点
接近11日凌晨3点，就职于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的林国(化名)接到了海淀区疾控人员的电话。一个温和的男声告诉他，他搭乘的航班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希望他能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林国说，听到这个电话，他的心里反而踏实了。
5月8日，他乘坐NW025航班由底特律抵达东京。这班自加拿大经美国至日本的飞机上，有3名日本乘客确诊感染甲型H1N1流感。
次日，林国乘NW029抵达北京。他回家后上网，看到国内报道说全部7名抵达中国内地的NW025乘客已进行集中医学观察，“我也是NW025的呀？”林国于是给卫生部门打电话“自首”。“他们告诉我，只有患者前后几排的乘客需要观察。”
几个小时后，林国又在网上看到了NW029出现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的报道。当时夜色已深，他决定睡一觉再说。
接到电话十几分钟后，收拾好行李的林国见到了前来接他的疾控人员。他详细登记了抵京后的行程和接触者。在等急救车的工夫，林国给在美国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去了有专业人员照顾，更安全”。
不久，一辆车窗全开的120急救车悄然驶来。林国最后与另外两名密切接触者同车到达了国门路饭店。
林国走进酒店大堂时，看到30多名密切接触者正在领取钥匙，场面有些混乱。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但林国还是有些担心交叉传染。后来他还发现，饭菜由服务员送到房间。
酒店的条件确实很好，每个密切接触者都有独立房间，甚至在楼外还有一个花园可以散步。能够上网、使用电话。桌子上的便条，用“希望”的口气提醒他们，不要喝生水、吃长时间放置的食物。
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先后给林国打来电话慰问，曾与他一起吃饭的朋友也接到了卫生局的电话，希望居家医学观察。
另一位密切接触者通过电话告诉本刊记者，他11日白天乘急救车去宾馆的路上，先后接到工作单位、北京市卫生局、疾控中心、区政府、公安分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甚至过去单位的电话，“大家都想知道我没在家，去哪了。”
11日4时30分左右，国家流感中心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那位患者标本甲型H1N1流感病毒呈现阳性。随即开始进行病毒基因序列测定。
找人
11日5时刚过，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莫巍接到了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的电话，告诉他和平里街道有两个家庭出现了密切接触者，希望街道立刻组织人前往，协助家属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他们在半个小时内赶到这两个地方，“流调”人员刚刚离去。
4点至5点间，绝大多数密切接触者开始登车。在海淀区疾控中心的统计表上，这一小时内有14名密切接触者开始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5点半，周蒙接到了第二个任务信息，寻找一名1983年出生的女孩。此前他已经在车公庄附近找到了一对中年夫妇。
女孩的登记信息上只有北三环一所大学的名字，无电话、无身份证信息和护照信息。
为了不引起恐慌，周蒙在进入校园前换掉了防护服。他们一栋栋查遍了所有女生宿舍的收发室登记，都没有这个人。一直找到早上7点半，学校里开始有人上班，他们去了校医室。对方闻讯立刻上报校长，校长立刻组织各院系在这个拥有数千名师生的大学进行排查。
只有一个1981年出生的女生同名。将近9点时，仍没有结果。周蒙起身想离开的时候，一个校领导主动说，查查毕业生吧。“早些年去找人，有些单位能推就推，就怕说自己这里有这样的人。”周蒙说。
果然，在2008年毕业的研究生中查到了同名者。找到她的导师，才发现过去的手机已经是空号。为了不引起反感，周蒙委托学校给女孩黑龙江的家里打了电话，通过女孩母亲核实了身份，但她也不知道女儿的手机。
但这位母亲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女孩会在11日9点50分乘飞机前往武汉看望同学。周蒙立即上报了信息，女孩在登机前被疾控人员发现。
名单
11日早8点，北京市找到的密切接触者接近70人。海淀区第一批27人名单中只剩下两名外籍乘客未找到。但此时，海淀区疾控中心主任江初手中的名单已增加到64人，其中国内乘客42人、外籍乘客22人。
这份扩容的名单，让江初很头疼。本刊记者看到——除了缺少地址和身份信息，有5个已经找到的密切接触者姓名也有差错。
据了解，这份指导全北京市密切接触者查找工作的名单，有关信息均来自乘客在入境登记卡上填写的内容。
江初说，在艰难寻找到密切接触者后，劝说其前往集中医学观察点，耗时超过两小时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江初说，过去“流调”人员找不到人，就会回头找领导。这次将近100人出去以后，都自己找街道办和派出所联系，一方面说明“流调”人员的个人能力和责任心更强了，也说明社会对卫生防疫工作更为理解和配合。“4月份，我们区财政局就主动问是不是需要增加开支。”
11日上午9时，国家流感中心完成病毒血凝素基因的部分序列，开始进行最后一个环节：与美国提供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株序列进行比对。
装有基因片段扩展物的微小试管被送进综合实验室，将其染色，在紫外线灯下发光成像，最后输出图像。印证结果显示，该病例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这时，和平里街道办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从曾经历过SARS防疫的干部中挑人，协助居家医学观察。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强拿出一份他在SARS时期写的文章，上面是基层应对传染病的经验总结。此时该街道已有三个家庭发现密切接触者。
挑战
上午10点，周蒙前往寻找第三个密切接触者。他根据信息来到西三旗的一所学校，意外地得知，机场先给学校打过电话，学校立即把密切接触者和同屋的一个男生“隔离”在宿舍里。他请示了疾控中心，同屋男生不需要送往集中医学观察点。
大约11点，一名日本乘客与女友在朝阳区民政局进行结婚登记的时候被发现。他们坚持办完了手续，才登上急救车。
11日下午14点左右，一名男子来到北京市铁路公安局北京站接待室，表示自己也是NW029航班乘客，随后被急救车接走。
和平里街道给三个居家医学观察的家庭送去了慰问信和水果，还给一个父母都在集中医学观察的男孩送去了英文电影DVD，“他一直在国外生活，看不太懂国内的电视节目。”莫巍说。
北京市外事办向国门路酒店派驻的工作组，专门处理机票改期、签证改签等事项，他们的工作内容，还有买烤鸭和星巴克咖啡。
这时，海淀区只剩下两名外籍乘客没有找到。一名美籍华人住在亲戚家，海淀疾控制中心找到了他可能出现的几个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和派出所，一栋楼一栋楼地询问最近谁家回来了外国亲戚。一位参与查找的街道干部说，向一般居民询问时还不能说和流感有关，怕引起恐慌。
“人民战争。”江初告诉本刊记者，这就是联防联控。不久海淀区疾控中心就得到了这名美籍华人的信息。
11日白天，北京市卫生疾控机构在媒体发布了查找消息，并向市民群发了短信。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力度。
这天傍晚，江初了解到，最后一名日本乘客已经返回日本。
本刊记者从北京市急救中心派驻首都机场的应急小组了解到，自10日中午至11日傍晚，他们还转送了十余名发热的入境旅客。
截至5月12日17时，147名NW029密切接触者中，已找到139名。
当晚22时，卫生部再次发布消息，发现一起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该男子乘坐加拿大至中国的航班抵京，3天后乘火车前往济南。
甲型H1N1流感带来的挑战，还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