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的上海
民族资本蜕变
主笔◎朱文轶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集结在上海城外的一部分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曾经担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向我们回忆说。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除了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是，还在等待装满4亿元人民币的40辆美国道奇卡车抵达丹阳——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12种样票迟迟未到——一旦进城，它们将成为“另一场战争”的武器。“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要了解共产党进入上海前的一再谨慎，我们不妨从旧政权在这座城市开展的变革所遭遇的一连串挫败说起。
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就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大考。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在上海建立特别市政府。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上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它都具有“制度试验地”的价值。它是沿海中国走廊上的龙头，是中国新观念和商业利润的中心，是所有商业城市的风向标。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近代上海相当程度上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一种半公开的地位，鸦片或者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白银有同样的功能。因为都市化加速，20世纪最初的30年里，上海的人口增加了3倍以上，他们一直生活在4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之下，分布于5个不同的城区，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有限的城市面积和市区人口过度膨胀的冲突都为这座城市的冒险、犯罪、投机提供了土壤。轮船招商局获得晚清特许海运漕粮让过去活跃在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批失业，他们转投其他诸如私盐、鸦片、妓院、赌场这些行业，他们的旧组织——青帮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从一开始就与这座城市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上海到1927年时已经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谁都知道控制了上海，政权将获得一个拥有强大造血和融资功能的财政机器。但在这样一个拥有“三个政权(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多种阶层、两个社会(大都市社会、地下社会)”(魏斐德语)、政治经济与民间势力错综复杂的上海，启动并驾驭这台机器又谈何容易？
“国民政府当初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他们在上海新增了大量税捐。”上世纪20年代曾寓居上海的英国学者库寿龄在《上海史》中说。但关税和盐税彼时仍然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被把持在西方帝国的手中。国民政府的税收新政受到了各个外国使馆的抵制，收效甚微。1936年可能是国民党政府“黄金十年”中最好的一年了，但是整个政府预算也不过只有GDP的8.8%。
财政上没有出路，则蒋介石希望将上海作为“警察国家化”的试点城市，通过重组警察系统、设立专业化的警察、重申路权与司法权来控制这个城市的无序和动荡，有效改造公共卫生、住房、交通、娱乐业以及解决各种居高不下的犯罪问题。如果没有有效的城市控制管理，则推进收回租界中国主权的一系列计划就根本无从谈起。他只有冒险重操军阀体制的老路子，从鸦片贸易和帮会分子那里寻求帮助。
这一切无疑要在与地方势力的共谋中才能达成，其中杜月笙的系统最为重要。后者在1924年就取代黄金荣，垄断上海的贩毒活动。他从黄金荣的遭遇中体会到不可一世的黑社会头子在军事力量面前的无助，于是广泛地向政权靠拢。1925年与法租界达成“互惠”协议——警察保护其贩毒，他给租界及其官员相当丰厚的“回报”。1927年的“清党”是他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并与蒋介石结下不解之缘。据说1931年蒋介石出资100万元让杜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作为交换，杜在长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合法化。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
这是国家目标与地方现实、上海警政的官方改革与上海民间社会的结合成的“怪胎”。解放前，帮会分子们不再只是势力强大的流氓，他们“已经融入上海中产阶级的主流社会，这一事实又促成了警察的更加地方化”。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开展的一系列变革，既是对现实的利用，也是对上海滩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利益关系的妥协。这种妥协一度帮助了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立足，但它所埋下的腐烂的种子在接下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开出了“恶之花”。
这使得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路程中，上海充满隐喻意义。某种意义上，这座城市在1927年到1949年间发生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迅速崛起，又以同样的惊人速度溃败的一个缩影。
回到1949年，对即将入主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共产党新政权而言，新政权在这座城市的立足点将基于什么？共产党如何对上海复杂的社会施加影响，如何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新中国的价值最大发挥呢？■
传奇陈毅
在高层领导人当中，不乏战功赫赫、位高权重的人，但能被称为传奇的并不多，陈毅无疑是其中一位。而岁月的流逝不但未能磨平其印迹，却越来越折射出打动人心的光芒。陈昊苏与陈小鲁回忆中的父亲，更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走近这位性格元帅的内心世界。
主笔◎李菁
革命者陈毅
1963年，陈毅得知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长子陈昊苏入了党后，非常高兴。这年夏天，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陈毅专门抽出时间来到北戴河，和几个孩子做了4次长时间谈话，那是令陈昊苏和陈小鲁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记忆。“父亲其实很忙，以往或者不去，或者就去几天，那一次他抽出了好几天的下午来讲，当时是我做的记录，印象很深刻。”如今身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的陈昊苏，坐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陈小鲁说，父亲以往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他可能觉得那是一种炫耀”。那段时间正兴“忆苦思甜”，父亲于是才首次和他们讲家史，遗憾的是，“讲了4个下午，才刚刚讲到留法回国”，后来父亲一忙，这事情搁了下来，再也没机会补上。
1901年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5岁他考上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染织，受到实业救国的影响。1919年夏，陈毅离四川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他在上海时听过包括黄炎培、吴稚晖在内很多人的演讲，向往过实业救国，也信仰过教育救国。陈毅后来告诉孩子们：“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那时思想真是一天一变。”
去了法国，他毕竟是华人，又在底层做劳工，受到压迫和歧视。陈毅在法国待的时间并不长，1921年10月被中法当局强制遣返回国，但在群众运动中显示出的才能被蔡和森注意。“蔡和森发现他敢闯，什么都站在前面。父亲是四川人，很善于辩论，又有组织能力，在同学中有影响，他很欣赏我父亲。”蔡和森想发展他为共青团员，陈毅未接受，“他还想看一看是否有其他道路”。
回国后的陈毅在四处碰壁中，“后来他慢慢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一种幻想”。1923年在中法大学学习，任学生会主席的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很多年后，陈毅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对革命道路也并不是先知先觉的，也是在一系列挫折之后悟出来的。”
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陈毅的资历比较老。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紧要关头，陈毅协助朱德将剩余不足千人拉到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当时红军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朱、陈一起制定的。1934年8月，陈毅在战斗中负重伤，未能参加长征，却在坚持南方根据地的最为残酷的战斗中保存了革命阵地。后人熟悉的《梅岭三章》，就是这段浴血人生留在革命史上的绝唱。“他在革命年代说过很沉重的话：干革命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打了胜仗开庆功会，打了败仗开斗争会，牺牲了开追悼会。’”
陈毅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富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和魅力。陈小鲁说，当时红军打了败仗，长征主力已经走了，国民党派兵要拔掉根据地，军心不稳，有人要退出队伍。“别的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枪毙逃兵的方式，但父亲没有。他对大家说：你们走可以，把枪留下，不要出卖同志，以后欢迎你们来。结果话一出口，本来动摇的也不动摇了……”
在同为军人的陈小鲁看来，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善于大兵团作战，靠的是协同、军事民主。“每一次制定完作战方案，华野把纵队司令都叫来一起开会，让大家进行充分议论，有意见你可以提，有想法你可以说，最后我父亲拍板。这样每个纵队都了解自己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整个决策是个非常完整的过程。他把领导的决心变成每个纵队司令员的行动。”在这样的领导机制下，该守的守，但又非常灵活。
在陈小鲁看来，在父亲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更突出的是组织能力。“他是个很好的组织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反映在干部关系上就是亲和力。后来华东有什么事情，都是我父亲出面。”陈小鲁说。在渡江战役中，陈毅作为三野的最高负责人，后来二野协调的时候，我父亲是二野的副司令员，他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两个野战军的关系。“说到整个二野和三野的协调，他推崇邓小平，认为他力量很强；父亲又对刘伯承很尊敬，因为刘伯承辛亥革命时就已经是一个军队领导。”所以两个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
陈毅身上体现的一种大度，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新四军将士们对陈毅有评价：“陈老总有什么山头？陈老总有个大坑！”后来到外交部当部长时，陈毅也只带了一个秘书去。
“中央要求二野进军大西南时，我父亲给中央打个报告说不要让二野去，让我们三野去，二野在解放战争中打得太辛苦了，装备人员都很少，要留在富足的地方好好补充。邓小平不同意，说我们都是四川人，三野大部分是江苏人。中央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说明我军的传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遇事要先为友军着想。”陈小鲁说。陈昊苏回忆，陈毅还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不能在自己党内争功，打了胜仗，我的功劳大，你的功劳小，这样搞是低级趣味！”
陈毅和粟裕是彼此成就的一对搭档。“父亲更多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建立根据地，有统战才能、外交才能，他能整合军队。军事方面，华东野战军最强的是粟裕，战斗都是他负责，但把整个华东野战军整合起来，应该说是靠我父亲。”陈小鲁说。“他对粟裕同志很欣赏，他觉得这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父亲曾经有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说，我军打了二十几年仗，培养的军事人才不多，近来有粟裕、陈赓，他们与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并驾齐驱，前途远大。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很好，父亲自己说过很多次：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军事指挥就是粟裕。”陈昊苏回忆。
另一方面，陈毅也利用自己的威信，给粟裕在指挥战斗中以最大支持。陈小鲁提到，华东野战军下面也名将云集，像叶飞、陶勇、王必成等，这些勇将对陈毅都服服帖帖，如果战役指挥中有什么梗阻，陈毅一个电话追过去：听到没有，这是我的命令！1948年5月，中央要将陈毅调到中原野战军，让粟裕主持工作，此提议却遭到粟裕的反对。毛泽东很意外，因为从表面上讲，粟裕是升了一个职位。粟裕对陈毅的信赖也可见一斑。
不管陈毅后来的职位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粟裕却一直保留着称其“军长”的习惯，仿佛是铭记他们在战火中结下的生死之情。父辈的特殊情谊在下一代又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陈小鲁的妻子粟惠宁即是粟裕的女儿。陈毅去世后，有一次，粟裕对前来探望自己的陈小鲁说：当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把我们带到井冈山，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说罢掉泪了。
外长陈毅
1954年9月3日，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常务、科技、统战、内务等工作，从此也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主要助手。
挪动陈毅这个重要“棋子”，是毛泽东的决定。“总理太忙了，又是政府工作，又是外交工作，所以决定外交应该专门由一个副总理来兼比较好，当时中央决定让我父亲来当外交部长。”陈昊苏介绍说。而在当时，陈毅也向外界明确表示：“我调到中央就是准备做外交工作的。”
经过一段过渡，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由陈毅来主管外交已进一步明确了，但是直到两年后才正式走马上任。陈昊苏说，这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56年陈毅去了趟西藏后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不久，印度大使请他去使馆赴宴结束后招待他看电影时，他突然当场晕倒，后来经中央批准，休息了一年。一直到1958年2月，副总理陈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一职，总理周恩来不再兼任。
实际上，在接过外交重担之前，陈毅曾推辞过：“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父亲觉得他的前任——周总理做得太好了，各方面国际影响都那么大，他对自己是有疑虑的。我记得他跟我母亲说过，‘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几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误，第四个是得大病’。”陈昊苏回忆。
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色彩的“外交辞令”，令我们后人回忆起来仍感念不已。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某国新闻记者问：“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该表达愤怒的时候，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在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极端反华分子公开呼吁进犯中国的时候，这位64岁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新中国建立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冷冻状态。1959年10月，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团访问中国。在京停留期间，酷爱围棋的松村和陈毅一见如故，结为棋友。陈毅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
在松村推动下，1960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此后，中日两国围棋界人士互访频繁。日本棋院为了表彰陈毅为推广围棋文化、促进中日围棋界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特授予陈毅围棋“名誉七段”称号。
1964年，日本29名最知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名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征集3000万人的签名运动。当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时，倡导“围棋外交”的陈毅虽已告别人世，但他的名字却永远被铭记在这段历史上。前外交部长唐家璇曾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在‘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在中美关系打破坚冰的背后，也有陈毅的一份努力。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渐渐淡出外交领域，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冲突不久，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研究国际问题。
“父亲虽然已是‘靠边站’，但他还是外交部长，和聂帅、徐帅、叶帅4个老帅一起，我父亲来主持，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我们的外交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4位老帅进行了24次会议，向党中央写了3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陈毅还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议的建议，以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状态。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父亲提出来要考虑用非常规手段来恢复中美关系。”时至今日再回顾这一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陈毅的远见卓识。1971年毛主席的确采取了“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陈昊苏回忆，已在病中的陈毅得知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意见终究还是被中央考虑的。这也是陈毅为中国外交事业留下的最后一笔财富。
诗人陈毅
陈毅从小受私塾教育，在《古文观止》、《千家诗》等营养中长大的陈毅，对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
上世纪20年代，经王统照介绍，陈毅还加入过“文学研究会”，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是研究会成员。虽然时代大潮最终把陈毅推向了职业革命者的角色，但诗词却是他相伴一生的爱好。郭沫若评价陈毅：“一柱南天百战多，元帅本色是诗人。”即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陈毅也从未失去过其诗人气质。“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时，父亲就和当地的文化人士交往频繁，当时还有个文化村，吸收了诸如阿英、邹韬奋等很多文化人。那个地方物质条件很差，他还成立了一个湖海诗社。”陈昊苏说。
“父亲到后来还想做大作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记得他对母亲讲，他想打个报告退休，退休之后要做三件事：一是要出一个回忆录；第二是要整理文章；第三是整理诗集。”陈毅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文人气质却贯穿其一生，这也使得他和知识分子有心灵上的接近。最著名的，当属他轰动一时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
在广州的座谈会上，一些文化人向陈毅含泪倾吐他们在“左”的思潮迫害下的艰难处境。陈毅听后心情难以平静。几天后，受周恩来委托主持座谈会的陈毅对着台下的知识分子说了掏心窝的话。“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说：“今天我党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陈毅的讲话，使到会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激起了全场60多次掌声。
热爱诗词的陈毅，用一首首诗记载下了其革命生涯的难忘篇章，而他重要的诗友之一，是毛泽东。无论陈昊苏还是陈小鲁，都提及：父亲从心里佩服毛主席，“他把主席和总理视为领袖一级的人物，认为自己不如他们”。比陈毅大8岁的毛泽东曾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诗词成为两位伟人心灵交映的一个媒介。“父亲和毛泽东共同的爱好是写诗，彼此的唱和比较多，他们之间有不少关于诗的通信。”陈小鲁说。因为诗歌，两人又多了一层交往。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林克讲过，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中，在毛主席面前，放得开的不多，陈老总是一个。
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关切地问陈毅，最近怎么看不到你的诗发表呢？不久，陈毅将自己写的《六国之行》共7首诗呈寄给了毛泽东。他很快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对第一首做了修改，并加了一个题目《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在信中，毛泽东极有兴致地详谈自己对诗的理解，还建议陈毅“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陈毅对这封信是极为珍爱的，他不仅经常翻阅，而且在他晚年的重病期间，每次住院都要把这封信带在身边，成了他苦闷岁月里的一个精神慰藉。
因为毛泽东在信里提及李贺，陈毅有一次让陈昊苏帮他找李贺的诗集。“其实家里就有这本书，但是父亲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没有找到。那时候我很年轻，对古典诗歌读的不是很多，我也想办法帮他找了，但是最后没找到。”这让陈昊苏至今回忆起来还充满对父亲的愧意。
陈毅的诗人性情，也更多地展示给了妻子张茜。
在张茜之前，陈毅曾经有过两次短暂婚姻。红军时期，陈毅曾与江西兴国的妇女干部肖菊英结婚。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陈毅和警卫员只好步行回去。在约定时期未等到丈夫的肖菊英认为陈毅已死，竟跳井殉情。陈毅悲痛中写下《忆亡》诗怀念她，解放后陈毅还请肖菊英的母亲、兄弟到上海见面，可谓有情有义。
陈毅的第二段婚姻更令人欷歔。1932年，经李富春、蔡畅夫妇介绍，陈毅与兴国女红军赖月明结婚。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陈毅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想到此一去凶多吉少，生离死别，赖月明抓起手枪，要陈毅打死她。陈毅夺枪，要她服从大局，二人于10月20日含泪分别。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几次派人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陈毅以《兴国旅舍》凭吊这段凋零的情感：“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
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父亲抓回卖给一个鞋匠。次年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个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她看到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儿女死死拦住。1972年陈毅逝世，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讣告，焚香遥祭并发去唁电。而这一切，陈毅生前一无所知。
那之后，心灰意冷的陈毅一直孑然一身，直到不惑之年遇上正值年华正茂的张茜，他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感才再次被唤醒。1922年出生于武汉的张茜原名叫张掌珠，16岁时她参加新四军，取“茜草红色”之意，改名为“张茜”。“母亲是搞戏剧的，她曾经演过一些角色，当时叫小白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部队中很有名的明星级的人物。”有一双明亮眼睛的张茜渐渐吸引了陈毅。“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这首《赞春兰》便是陈毅送给张茜的温柔诗句。1940年1月28日，18岁的张茜与39岁的陈毅在江苏溧阳县的水西村结下终生姻缘。
起初张茜对这段感情并不是很确定，“我父亲当时是红军老将领了，当时我母亲刚刚参加新四军，她担心周围的人认为她在走上层路线。她经常跟我们说：我跟你父亲差距很大。所以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陈小鲁说。“父亲在这点上老是跟我说，你要向你母亲学习，好强、严格、勤奋学习的精神。”陈昊苏说。
好强的张茜用毕生努力来弥补她和丈夫之间的差距。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已经有了4个孩子的张茜，从上海来到北京上了俄文专科学校，住在学生宿舍和青年学生一样地学习和生活。后来因过度劳累她得了肺结核，才不得不中断学业。50年代张茜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沙原》和李昂诺夫的多幕话剧《平平常常的人》。张茜还苦苦钻研诗词韵律之学，留下不少与丈夫应和之作。张茜甚至还要学开车，“结果把车开翻到沟里了，父亲大发脾气，骂了一顿，实际上是心疼母亲”。小鲁笑着回忆。
早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曾把搜集到的陈毅的几十首诗打印出来寄给陈毅，表示想为陈毅出一本诗集，但陈毅认为时机并不成熟。陈毅去世后，张茜也身患重病。“她50年代就有肺结核，后来跟父亲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哀伤肺嘛，不久得了肺癌。”自知时间不多的张茜开始把全部精力用在整理陈毅的诗集上，也是替丈夫还一份心愿。
“母亲跟我说，很多荣耀和夸赞，包括‘文化大革命’时那些人在舞台上耀武扬威，都是过眼烟云，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你父亲在革命的征途上，留下的这些诗词作品是有价值的。”张茜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诗词选集》，共收入陈毅的100多篇诗词。张茜亲自为诗集写了序，并把诗集托人寄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公开出版，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1974年1月，《陈毅诗词选集》用油印的方式问世，两个月后，张茜撒手西归。她最终没有看到这本诗集的正式出版。1977年5月，横跨4年，凝聚着张茜、陈昊苏两代人心血的《陈毅诗词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中《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名篇佳作，传诵一时。
陈毅的几个孩子也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长大的。“父亲工作忙，时间有限，有空时，他非常喜欢拿诗来给我们，‘你们读一读，讲一讲，什么意思’，然后给我们讲解一下。”陈小鲁很坦诚地说，父亲对古诗格律不太擅长，也作了些“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应景式的白话诗，但更多的，还是以气势与真性情见长的诗。
诗歌也成了陈家子女沿袭下来的文化基因。以后每年10月6日父母的纪念日，陈昊苏都会到父母灵前，献上一首诗。：“十年思念，魂梦常相见，冬月影，春风面。”“凡是我父亲去过的国家，假如我也去的话，我都会追寻一下他的足迹，特别是如果他写了诗，我更要去。”他要用父亲最热爱的这种艺术形式，和父亲做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风雨陈毅
当“文革”风暴在1966年骤然掀起时，陈毅已经对其残酷与凶险程度有了朦胧的意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一个会上，陈毅说：“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父亲起初也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决定，如果被批，他也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陈小鲁很坦诚地说。可是，陈毅越来越觉得这场运动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陶铸被打倒后不久，有一次陈毅回家后发了顿脾气：“陶铸是我们党的重要人物，怎么说打倒就打倒？”
此后，陈毅眼见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他对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能理解。1967年2月，在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为一方，与以“中央文革小组”为另一方面，就是否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是否都要打倒、是否要稳定军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
仗义执言的陈毅一下子成了“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心情抑郁的陈毅曾在“二月逆流”之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几天后，他盼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父亲一下子就明白了。”
革命风暴让原本幸福安定的一家人也陷于动荡不安中。
陈昊苏回忆，当陈毅“靠边站”后，关于张茜的谣言也四散开来。因为很久没有露面，有人说，张茜已经潜逃到柬埔寨。1970年，陈毅生病后从石家庄回京，夫妻两人坐在火车的包间里，好多人跑过来看张茜。“我母亲说，不是传我跑到柬埔寨去了吗？我就坐在那里让他们看！”
1946年，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也蕴含了全取山东的雄心。因为吃羊奶长大的，得小名“小羊”。
“文革”开始后，正在北京八中读书的陈小鲁跟同龄人一样，也投入到文化革命中，一度小有名气。“父亲告诫我‘文化革命’来势汹汹，你要多当心。”
1968年4月，西单商场出现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传言弥漫于北京城，各种传言指向陈小鲁，把他也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还有谣言说我携20万港币潜逃香港”。实际上，这是“四人帮”想通过陈小鲁抓他其“后台”陈毅。4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到自己在西华厅的家里，安排他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总理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去了之后，不要给家里写信，不对外联系，不回家探亲，也不拍照片。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陈小鲁，“告别时候，母亲哭了，气氛很压抑”。父亲强压心头的情感告诉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你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现已满头白发的陈小鲁提起这些，已经平静如常。此后两年多，陈小鲁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零星消息。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女儿姗姗正好在石家庄军医学校学习，给夫妻两人一丝安慰。
“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也没见报。陈小鲁后来才知道，父亲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陈毅又多了一项罪名：“配合陈伯达煽风点火。”陈小鲁说，这一波政治风浪对父亲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以前他也觉得自己犯过错误，包括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觉得不顾大局，局部上来说是对的，整体来说可能有错误；说他‘二月逆流’，他也认，毕竟那些话是他说的。但说‘二陈合流’，他很想不通，觉得自己很冤枉。”
1971年春，与父母三年没有联系的陈小鲁终于有机会回家，已明显衰老的父母相扶着出门迎接挂念已久的儿子。陈毅详细问了小鲁部队上的情况，得知部队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时，没有提及“二陈合流”之事，陈毅面露欣慰之色。“因为妹妹入党时，单位要问她对‘二月逆流’怎么看，要批判父亲。而部队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有提及这些事，父亲还比较安慰。”在部队锻炼几年的陈小鲁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他不知道，父亲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
父亲陈毅
1970年，在庐山开过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陈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去医院检查，肚子疼，被诊断为阑尾炎。1971年1月16日，在做阑尾手术时，发现已患有结肠癌，并侵及肝脏。总理的保健医生亲自监督，手术情况比较乐观，当年“五一”，陈毅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晚会。但到了年底，病情突然恶化的陈毅不得不做第二次手术。1971年12月26日清晨，多日未进食的陈毅突然提出要吃面条，他费力地吞下了几根面条后告诉医生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
最后时刻的陈毅在昏迷中经常喊道：党中央、毛主席、长征、一直向前、战胜敌人等等。1月6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毛泽东住处商谈工作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在陈毅的病榻前，叶剑英对着老战友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要你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姗姗念给你听。”姗姗在父亲耳边大声读完毛泽东的批示，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姗姗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姗姗又念了一遍，再问父亲是否听清楚，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
陈毅就这样走完了71年的人生之路。1月8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陈毅去世后，其追悼会的规格及悼词成了颇为敏感的事。按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文件规定，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举办，“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追悼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参加人数为500人。
按照之前的安排，悼词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人来写，要求的标准是略高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的李天佑。“所以写悼词的那个同志，也不知道怎么写，大家还都在揣摩毛主席的态度。”最终陈毅的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当时陈毅的身份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虽然还有一项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头衔，实际上也不到外交部上班。所以最初的悼词里，对陈毅的职务都说得很不完全，只是简单地提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上海市长”两个身份。张茜对此的态度倒很豁达：“我母亲说过，那个是虚浮的东西，没有就没有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努力。”陈昊苏回忆。
这份有着盖棺定论意味的悼词里，写了“有功有过”，周恩来说，写上这4个字，我是同意的，要客观；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时，毛泽东说：有功有过就不要写了，写为人民服务就行了嘛！
追悼会预计在1972年1月10日下午15点30分进行，“我们家属14点50分左右就到了。15点过5分，总理先到了，告诉我们主席要来，我们当然很激动。过了10分钟，毛主席就来了，因为还要等其他人到齐，所以他是在那等别人等了30分钟”。陈小鲁说。
毛泽东在追悼会的出现，着实让张茜及子女们很意外。“事先总理跟我们讲，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参加，康生有病不参加，江青去不去她自己定。”
张茜看到突然出现的毛泽东，含泪迎上前搀扶住已明显衰老的领导人。“我当时是站在主席跟前近距离看着他，主席很久没出来，长长的胡子，睡衣外面披着大衣。没穿袜子，光脚穿着皮鞋。据说是他午觉一起来，就问：‘是不是下午是陈毅同志追悼会？’大家回答‘是’。‘那我们怎么还不走啊？’其他人一下子愣住了。”陈小鲁说。身边的工作人员阻拦无果后，赶快给总理打电话，“据说主席的车子绕了一下，好让总理提前到，布置工作。原本是军委负责保卫工作，也迅速交给8341部队来接管”。
周恩来迅即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总理很巧妙地把很多靠边站的老同志叫来了，他们赶过来跟毛主席握了手，也等于宣告‘解放’了。”陈小鲁说。
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泽东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型活动。而在解放后，他参加追悼大会的，只有任弼时、罗荣桓。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此事，老百姓们也借此机会看到了很多久未露面的老干部的面孔，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毛泽东在接见张茜时，对陈毅做了很多温情的回忆，“总理让我们把讲话整理出来”。陈小鲁回忆。此后不久，“陈毅是我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陈毅和我在革命斗争中曾经有过几次争论，但是这是同志之间的争论”，“陈毅是个好同志”之类的话流传开来。“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陈小鲁悼念父亲的诗句在此时有了最好的解读。
陈毅去世70天后，张茜也被检查出患了肺癌。1974年，52岁的张茜带着诸多牵挂离开人世。对这位母亲来说，最放心不下的，是当时才24岁的女儿姗姗。她特地对陈昊苏、陈丹淮和陈小鲁三兄弟交代：一定要等到妹妹结婚成家后，你们才能分家。三位兄弟守着对母亲的承诺，一直等到3年后姗姗与王光亚喜结良缘。陈昊苏、陈丹淮和陈小鲁兄弟遵从母亲的遗愿，三人凑钱张罗着为妹妹操办了婚礼。
“当母亲也去世后，我们对人生磨难的认识更深了，虽然以前我也曾从文学作品上了解人物坎坷的命运，只有这时候才真正体验到，失去父母是什么样子……”陈昊苏轻轻叹了口气。
陈昊苏与陈小鲁对风暴来临之前的家庭回忆都是温暖的。陈小鲁说，忙碌的父亲平时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经常跟我们说，干部子弟不要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要看我现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们打出来。不要说我了，跟你们更没多少关系”。陈毅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家几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陈小鲁岁数虽小，可是个子长得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显得很不合身。有次，陈小鲁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陈小鲁每个月只有1块钱的零花钱，孩子们平时上学和普通孩子一样，即使是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也都是骑自行车去学校，从未乘坐陈毅使用的小汽车。
让陈昊苏和陈小鲁感念至今的，是当年与父亲一道出生入死的这些老战友们对陈家子女的关怀和照顾，这也让他们在回忆往事时多了份超然和感激。采访中，陈昊苏特别提及父亲对毛泽东的感情：“他们是井冈山一起下来的战友，父亲对毛主席一向是敬佩的，父亲后来能做很多事情，都跟毛主席的信任有关系。虽然历史上他好几次反对过毛主席，都是革命斗争中的分歧意见。”陈昊苏说，“我们更希望被年轻人铭记的，是他们这一代革命者为了他们理想中的国家而付出的那些艰辛努力。”■
市长陈毅
1923年，陈毅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在上海做短暂停留，上海给了这位四川青年最初的思想冲击；那时的陈毅应该没想到，26年后，他会以新政权的首位市长身份带领这座城市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主笔◎李菁
“选父亲当上海市长，是毛泽东的决定，我想他看重的是父亲的战略眼光和综合能力。”60年后，陈小鲁在东城区一个安静的小院子里回忆，“上海也是一个重地，要放一个大员在那儿，毛看重我父亲的政治才能、外交才能。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准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早在上海解放之前4年，中共高层就曾考虑过新政权下的上海市长人选，而陈毅并不在视线之内。“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曾经决定进入上海，可能的话要建立人民的政权，所以派出一些干部奔赴前线。当然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陈昊苏介绍，“当时上海市长的人选，是我们党在上海负责的同志，刘长顺同志、刘晓同志，他们后来是上海市的副市长。”
此后的3年时光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战争中，身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父亲，是华东战场上的最高负责人。他们的战区就在这一带。渡江之前，整个的华东北边这一块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我们的部队已经是百万大军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时，上海市长的人选已锁定为陈毅。据《陈毅传》，在“二中”全会闭会的次日，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华东人事安排。上海市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后为盛丕华)。这是陈毅第一次正式亮相。
接管有“冒险家大乐园”之称的上海，的确非同寻常。对此，毛泽东有很清醒的认识：“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
“我们党进入上海是非常警惕的。当年国民党的中央军抗战胜利后作为胜利者进入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所以才有‘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样的顺口溜在民间流传。我父亲作为一个政治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共产党不能重复他们的教训。”陈昊苏说。
所以陈毅在入城之始，严格地强调两条纪律：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后者，陈毅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这使得上海市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看得很清楚，我们共产党的部队也是以胜利者进入上海，却是给人一个仁义之师的形象。”陈昊苏说。
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这对陈毅绝对是个考验。
除了在经济上与陈云配合着打赢“银元之战”和“棉纱之战”后，陈毅更被后人所怀念的，是他对上海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尊重。
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上海解放后，父亲见到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向他们表示感谢，你们不走就对了，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共产党并不是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青面獠牙，我们是可以合作的。当然他也知道，还要有行动来证明自己。”
“那时候上海有很多电影公司，有好多的书店，有好多文化单位，包括报纸，父亲跟夏衍谈，旧人员的清理，有好多事情要做，但是千万不能怕麻烦，不要采取简单的办法，把这一套全给没收掉，或者关闭掉。这样很多人会没有饭吃，那就会变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这个过渡搞得相当平缓，不是天翻地覆的。”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而陈毅，则实实在在地说了一句：“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一位领导人的眼光和气度。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若干年后，陈昊苏到上海时，当地人用很感激的心态跟他提及两件事。其一是上海市博物馆，“与北京、西安这些有历史感的城市不同，上海的历史相对较短。而新中国成立以前，相当长时间国家文物大量散失，有很多从皇家流散到民间，这时候文博事业有很多可做的事情，我父亲当时就有这个意识，要广泛地收集文物，保存中国文化精品，所以他专拨了一批款，让他们到附近一带收购文物。现在上海市博物馆青铜器藏品很丰富”。
其二，便是广为人知的陈毅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故事。上海有个旧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于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陈毅传》提到，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矗立在外滩上的陈毅雕像，永远记着一位革命者和一段特殊的历史。伴随的，是陈毅慷慨激昂的宣言：“帝国主义曾轻蔑他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上海1949：比战争更宏大的较量
无论对接管干部，还是对军队，接管上海都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验。
主笔◎朱文轶
“瓷器店”
丁公量向本刊回忆，丹阳集训，除了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和《城市政策》，总前委和军队干部讨论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最通常的打法是先围后攻，切断军队的供应，但这一来，上海500万老百姓会吃不消，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打法上能不能创新。围不行，强攻也不行，重武器肯定是不能用的。沪南是上海最薄弱的地方，从那儿攻入最容易，但也容易把城市打烂了。讨论来讨论去，陈老总才有了‘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一著名说法。”丁公量说，“最后大家就想，既然进城打怎么都会打破‘瓷器’，有没有可能把汤恩伯军队调到城外打？”
“汤恩伯数次向我父亲‘征借’石子，用于修筑、加固碉堡。”赵国通向本刊回忆说。赵的父亲是解放前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上海代理市长的赵祖康。
丁公量说：“上海因为城市本身的防御条件并不好，因此历来的工事构筑都极为坚固。从‘8·13’、‘1·28’开始，德国人、日本人就是这里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和地堡。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充分利用并加固它们。”
但后来丁公量的部队攻入上海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地堡里伸出白旗来，但是我们举着枪过去，等了半天也不见人从地堡中走出来。”丁公量回忆说，“我们走到地堡后面才发现，这些地堡的门全部被从外面反锁的。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守在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送死的。”
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上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5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战事进行完全按照总前委事先决定的方案。“吴淞口是国民党部队的退路和物资的出口，蒋介石一定不会让我们占领那里。如果我们从宝山、高桥两侧夹击吴淞口，汤恩伯一定会调动兵力出来迎击，这样一来，主战场就会被引到了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内开火了。”丁公量回忆，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兴师动众打造的防御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谈判。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前，运走了第二批黄金。第一批黄金早在2月20日就运走了，这里面包括一部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搜去的114万两黄金、2443万美元、1100万元港币、96万两白银和369万元银元。2月份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指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司的黄金运往台北。
不过倒是有不小的额外收获在等待着共产党，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成员，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建国后担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丁公量说，“中日战争期间，吴绍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又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们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我们，使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
人民币
人们翘首以盼的整卡车整卡车人民币5月27日姗姗来迟，尽管如此，也刚好赶上上海正式解放前夜，时间之精准让人惊讶。“路上遇上了大雨，加上道路本身就被炮弹炸得凹凸不平，卡车行驶缓慢。我一再叮嘱司机注意安全，因为一路不能停，又没有后备车，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当时参与运送这些人民币的原北海银行发行局财会科采购员张振国对我们回忆，“我当时负责8辆卡车的人民币，从丹阳出发前，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要求我务必在27日上午到达华东局军管会财贸组办公的上海金门饭店。”
“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张振国说，这是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和军委下达的死命令。几个月前，北平解放给城市接管留下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之一是货币统一在超大型城市的重要性被有所忽视了。解放北平时，货币混乱曾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货币问题上，我们刚开始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兑换排挤‘蒋币’了，而忘了我们自己的解放区货币四处流动时也能带来混乱。”时任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局秘书的杨仲文对我们回忆，“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尽管也在下令逐渐回收之列，但并没有如文件要求的那样严格执行，进城部队把它们带进大城市了，给经济活动开展设置了障碍。”“另外，我们对银元的冲击力量开始也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不是很得力，这就把问题留给上海了。”
“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是上海印钞厂已经被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为了保证到上海之后印钞厂能迅速开工，我们还被要求在运送人民币的同时随车携带大量印钞原材料，钞纸和油墨。到上海后才知道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地下党已经控制了上海几个主要的战略工厂，印钞厂完全具备开工能力。尽管如此，决策并没有错，如果没有这批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即便全上海的印钞机24小时转动，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张振国回忆，“5月27日早晨6点多钟，车队提前到了金门饭店，我找到陈穆行长，他要我带车队到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找卢纯根行长办理交接入库手续，完成这一套程序后，上海金库的负责人宋江山和我一起把人民币储放到位于滇池路的金库里。”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在平津发生的货币混乱再次重演，中央规定，渡江战役前，所有解放区货币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完毕，边币中除了“华中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民币辅币可以进入上海，其他货币一律不允许过江。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初步计算过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数量，要回收全部这些旧货币，大约需要4亿元人民币。在首版人民币发行的初期，中央还没有估计到人民币的通胀速度，人民币的面额并不大。第一批发行首先在华北、山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流通的人民币有10元、20元和50元三种券别，随后又发行了在全国流通的1元、5元和100元三种券别的人民币。
事实证明，包括陈云也大大低估了情势的艰难。进入上海后，接管者们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他们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10倍都不止。上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收容、灾民的救济，再加上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货币量。1949年5月底，陈毅、曾山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发去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
另一件事也在人们的预计之外。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远非中财委想象的那么顺利，新货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银元。人民币流向市场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信用危机。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的黑市去换兑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
“新政权极为重视人民币的上海一战。”张振国说，“但一开始效果让人失望。我们第一批投放下去的人民币并不多，也根本流通不动，只是浮在市面上。”
人民币遇阻，首先感受到困境的是进入上海的大批部队。“最直接的影响，是战士们没有盐吃。这很要命，没盐吃体力跟不上啊，我们一个团十几个连的基本生活没保障了。”丁公量回忆，“渡江以后，我们按照要求把解放区货币统一上缴换了人民币，但进城后，发现拿着钞票用不了。南京路上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大小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后来，我们向总前委打报告，上面给每个连发一个银元用来应急。”
银元
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4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早4时到9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通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3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枚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枚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枚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元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从新政权牙缝里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手段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20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对我们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3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6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戴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叫‘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权硬是为人民币攻出了一个市场。”
紧缩银根
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党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3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里弄政权
在处理倒卖银元的投机倒把分子时，新政权遇到了全新的问题。
在这些投机者中，有一大批是那些交易量在10元以下的小贩子，对这些人基本上是抓后即放，但他们往往是上海缺少生活保障的底层市民。打击银元投机，基本上断绝了这批人在解放初期的生活来源。军管会干部想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协助抓大贩子，并为其提供食物。问题是，这个群体之庞大，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办法来管理和安置。
“上海游民数量的庞大是要比其他城市艰巨得多的课题。”解放初任上海民政局秘书、后在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里弄工作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的屠基远回忆说，“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人，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
19世纪20世纪中国地方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向来依靠的是地方官员和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保甲制度就是这种平衡下的产物。“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保甲制度取消后，必须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政治如何通达基层？国家如何调控社会？”
与国民政府管理上海时面对的困难相似，上海这座城市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对管理者的挑战。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因此，人口流转十分频繁。据屠基远统计，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约32万。加之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这对人民政府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人们的阶级成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到1920年，上海黑社会已经聚集了10万个流氓，随着社会无产者和破产者的增加，这个数字一直在扩大。“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不断改变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普陀区南英华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常常发生械斗。‘镇反’时共逮捕51人，枪毙主要骨干5人，尚需处理的还有46人。”上海史研究者张济顺对本刊介绍说。
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称，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该弄共住839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户口)进报(户口)出的约有20人左右？?(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杜月笙门下的徒弟不少，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与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赌风、窃风都很盛”。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屠基远说，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我们最初认为，近140万名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基层政治动员的最大难点便存在于后者：非单位人群中，这个群体因为多年流动变化而极难界定。据上海市委民政部门统计，到1954年8月，全市街道里弄中有163万多名摊贩，15万名左右失业人员，1万多名未登记的工场、作坊、小店以及未经过民主改革的人员都未进行系统的清理，有不少里弄变成了各地逃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
尽管如此，新政权仍然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屠基远回忆中提起，在潘汉年跟他的一次交流中，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潘市长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屠基远回忆，“后来，我们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他们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
1949年下半年，一些居民区与里弄的无业者和一部分居民开始被组织起来，上海陆续出现了自治性的“房客联谊会”、“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卫生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在上海是一个创举。新政权找到了一条实际的途径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动员起来。张济顺说，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在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
税收
国民党将在上海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的期望寄托于警政系统改造上，试图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共产党则将农村工作中群众运动的智慧在城市复制，二者路径和思路迥然不同。而新旧政权在上海不同时期针对社会的改造出现不同结果，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共产党完全恢复了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造血功能，国民党当时却陷入了噩梦般的鸦片生意中。
上海解放后，共产党新政权就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在它的统一预算里(包括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税、盐税以及农业税的比例在1949?1953年显著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工商业税”稳步增长，成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新税收渠道的开辟增加了政府收入，同时也使得政府得以投资新的建设项目。
上海，承担着这两部分新增税收任务的最大部分。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5000亿元。
因为税收任务在上海的举足轻重，权力需要被高度赋予到一个具有执行能力并且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身上，12岁就在会计行当实习生的顾准是难得的人选。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
时任财政局办公室秘书的陈丹晨对本刊回忆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站在柜台里给人家开税票。宴席、娱乐、车辆都是要收税的，这是地方税，由财政局收。直接税是商业方面的。街上到处有这三个局的征税布告，布告上局长都有签名，名字还有套红的。所以顾准的名字大街上到处都有。后来把三个局合并了，统称为税务局。”1949年，34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最年轻的副市长候选人。
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权力组织成熟后，新政权开始逐渐采用居民委员会取代行会。屠基远回忆说，上海根据每个区分成“征税片”。在每一片中，每15个邻近的公司形成一个“纳税小组”，5到7个小组形成一个“纳税大组”，2到4个大组形成一个“纳税段”。这样，所有的公司都包含在新体制中了。相比于基于行会的税收系统，这个系统中邻近的公司(竞争者)相互间可能更为了解对方的业务，隐匿资产和收入情况因此变得更为困难。在这个4级系统中，较低的3级都是由商人自己运作，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承担其运作成本。“然而，与行会组织不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系统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每一个纳税片都由市税务局的某个派出部门领导，负责商业登记、纳税评估、纳税审计、税收征集，以及协调和监管下级段、大组、小组。小组、大组以及段都成了国家税收部门的工具，离开居民委员会的建设，这是不可思议的。”屠说。
解放初，通行于各城市的税收方法是民主评议法，即规定某一时期的税收总额，分摊到各行业各户，再由各户自报后进行公议确定税额。但顾准认为，这一做法不适应“5000亿”的非常征税时期。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另一方面，由于“民主评议”以工商联为主，这样，这种民主评议既使资产阶级在应交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税？?
“顾准的办法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税收专管’。”陈丹晨回忆，“他认为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条件，让企业‘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并通过税务局从社会招聘的会计师组成特约查账员‘查账征税’，以配合居民委员会的基层架构，完成税收任务。”
上海财税的顾准时代，3月份，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元，超额16%。而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根据《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中共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1/4强到1/3。■
(感谢上海政协石福康先生以及《新民晚报》“战上海”征文栏目为本文采访提供的支持)
上海1949～1956：民族资本家的转折年代
“你们资本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呢？”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接待的外宾们来到工商业者家里参观时，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历经时局动荡的民族资本家们来说，当共产党进入“十里洋场”，热烈接纳或者观望、犹豫，心态不一。他们最为关心的有两个问题：国家能不能独立安定？企业能不能赚钱？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6年，成为民族工商业积极改造的6年，它们逐渐被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时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大转折。
主笔◎吴琪
荣家的选择
“不得了，不得了，解放军进来了，全部睡在马路人行道上呢！”徐令娴家的花园洋房在高安路1弄11号，1949年5月25日早上，出门买菜的厨师回来叫嚷开了。头天晚上，徐家人站在四楼的大露台上，看见远方的天空有红色火星飞来飞去，晚上朦胧听见“噼啪噼啪”的响声，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自家马路边。
徐令娴的父亲徐美峰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的经理，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产业庞大、为人威望高而被称为“南京的刘靖基”。他在上海高安路的家人住在1948年刚刚搬进的大花园洋房里，这座四层高的建筑相当时尚，院子里有荷花池，一楼有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健身房。做水泥生意的徐美峰从南京运来最好的水泥，窗户的铜和铁全是英国名牌，木地板用侧面拼接，因此厚度有好几寸，十分耐磨。浴室里的进口大理石浴缸，能够充分满足徐家人“全是又大又胖的身形”。
解放军这一进城，如今88岁的徐令娴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有产阶级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徐家出来，穿过高安路小学的弄堂，就来到荣毅仁家的公馆——康平路71号，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则住在不远处的高安路18弄。徐汇区的这一带核心地段，聚集了工商界的不少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商界的各种活动，徐令娴成了荣家的朋友。
“荣毅仁在家排行老四，原本地位并不高，为人非常谦虚。荣太太杨鉴清是个特别柔软的人，内向寡言，非常善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活动，一般都是我先去接她，然后送她回去，她胆子比较小。”荣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是第一大户，荣宗敬1938年病逝后两房分开，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荣家子侄多数离开上海，带走了大量资金，留下33岁的荣毅仁挑起申新的一副大担子，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由他总负责。
如今94岁的孙更舵是接管上海的干部，当时作为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孙更舵，主管私营企业的贷款，因此和荣毅仁成为好友，甚至被戏称为“荣毅仁的财神爷”。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孙更舵是上海浦东人，与荣毅仁只差两岁，因此非常谈得来。他说荣毅仁一口无锡话，为人随和而有礼。本来以荣毅仁的资历和年纪，在上海工商界应属晚辈。但是由于荣氏资产大，共产党特别希望他能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因此十分重视荣毅仁。“荣毅仁是个比较爽气的人，他敢于发表意见，善于言辞，非常容易与人打交道。”
孙更舵说，上海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工商业，其中包括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比如鼓励他们进口外棉，免征进口关税。荣氏家族的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后，约定其业务款项存储于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给以专项贷款。新政府愿意贷款给申新各厂恢复生产，消息传到香港后，使得资本家很受感动，好几位股东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来原棉。
对于荣氏企业的发展，孙更舵说，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数私营企业都生存困难，资产原料被大批卷走，荣毅仁的申新也不例外。“好多资本家来找我诉苦，讲企业发展困难，希望政府多给资金帮助。我也不能完全信他们的话，有些资本家海外还有存款，但是开口向政府要钱。所以我们都要一一经过考察，决定如何贷款给他们。”
与老派资本家比较，孙更舵觉得荣毅仁是个积极的人，有相对单纯的一面。“1958年我和他一起下乡到嘉定，我负责他的改造过关，与他同吃同住3个月，我说自己这是陪公子读书。”荣毅仁开着一辆吉普车和孙更舵下乡考察，有个叫外冈的地方没法走汽车，孙更舵便打个背包决定走进去。“他看见我打了背包，他也打个背包，这个大公子以前完全不知道乡下的生活，所以处处感到新鲜。”荣毅仁从来不用操心家务事，因此不会照顾自己，“穿着一身的棉毛衫，走到汗湿透了也不知道脱下来，晚上看见稻草堆就躺上去睡着了”。此时的荣毅仁处在“小开派”挨整的阶段，但他并没有什么怨气，“真心想跟上形势，积极进步”。
在同住的3个月里，荣毅仁谈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啊，我父亲和伯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救国图强，父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到国民党身上。但是蒋介石上台后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宋子文又想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敲去了不少美元。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政府让申新恢复了生产，我真是很感激。”
观望
而当年解放时，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上海时局日紧，各人自打算盘。上海市工商联研究员王昌范说，当时上海的大户资本家，有“两会”作为市级工商业组织联系大家——旧时的上海市工业会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商会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这些工业会或商会以及各种同业公会，基本上是商家们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一种媒介。
在变化的政治时局前，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各自有不同的前途主张，并不会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观望心理甚重。
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孙更舵对本刊记者说，对于更加洋派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来说，他的观望情绪更重。1888年出生的刘鸿生早年肄业于圣约翰大学，因为精通英文又头脑灵活，21岁就成为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在上海的第一号买办。刘鸿生办起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水泥厂，独占上海水泥市场；之后他开设中国企业银行、建码头、创办煤矿，是上海有名的“企业大王”。让这些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成为共产党恢复工商界生产的重点。
上海解放前夕，刘氏是一个复杂的大家庭，这里面的成员有各种政治倾向，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缩影。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是秘密中共党员，老二刘念义和老三刘念礼为了看管刘氏企业，在上海沦陷区留下未走，同敌伪难免有些牵连。
刘鸿生后来曾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两个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他把子女11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刘鸿生的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
国民党撤离前也极力拉拢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刘鸿生被迫去了广州，又转道去了香港。徐令娴老人与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交情较深，她对本刊记者说：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刘念义等前来动员工商业者回家。随后黄炎培、章士钊、黄绍竑等也到香港介绍共产党的新政策，吸引了刘鸿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一批工商界和金融界有影响力的人回到上海。这些大资本家非常惦记自己几十年创下的企业，又不愿意留在外面做“白华”，既然共产党扶植企业发展，国家又非常安定，为什么不回去继续发展呢？
副市长与“小开”
抗战时的孤岛上海，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感情，再加上国民党关于共产党人“共产共妻”的宣传铺天盖地，共产党军队究竟会以怎样的面貌来个亮相呢？
解放军睡马路，成为上海人谈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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