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城市贫民

　　对于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城市是比较陌生的，不少干部此前对于城市的经验仅限于小县城。与邢燕住一个宿舍的同事，第一次坐上弹簧沙发，沙发凹陷下去，把他吓得猛地弹了起来，说，“这可不是我坐坏的！”而在晚上睡觉时，他对着电灯吹了很久也没把灯给熄灭，直到邢燕告诉他，这是靠电门来开关的。

　　郭彤回忆，出于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对城市贫民的天然情感，让进城之初的中共基层干部把农村土改那一套搬进了城。她当时所接触到的干部，大都有一个思想：在城市贯彻阶级路线，依靠城市贫民。

　　基层干部依靠贫民的思想，也是贯彻“上面”的要求。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要求进城干部“向穷的”。刘少奇则更明确、更具体地告诉石家庄市的干部们：石家庄的管理“不依靠别的”，必须依靠工人和贫民。于是，“工人当家”“贫民当家”就成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首要任务。党的工作组深入到城市的最底层，了解“谁最穷、最苦”，组成贫民会，深入贫民窟，“访穷问苦”。

　　李树夫在石家庄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市贫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工作是通过街政府把城市贫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解决就业。“很多街道干部看见群众吃不上饭，有的街道贫民会就开始批斗富户、商店老板，将其财产分给贫民”。他记得，朝阳路普惠大药房的老板是玉村的地主，营业很好，当时遭到了贫民会的批斗。当时的《石家庄日报》，也有贫民会抓着逃亡地主兼工商户游街的报道。

　　然而李树夫很快就发现，“城市贫民比农村的贫下中农复杂得多，失业工人、小商小贩、流氓无产者、逃亡地主，甚至是国民党特务，混杂在一起。”更严重的是，“农村的土地你可以分，不影响生产，但城市的工厂和工商业分了，生产和生活怎么办？”

　　这股风潮很快就在1948年元旦得到了纠正。郭彤当时在和平剧场，听到柯庆施传达的刘少奇“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感到难以理解。但她在后来参加了新任市委书记刘秀峰组织的对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的参观后，开始明白，“还是得依靠工人阶级”。随后，她担任市妇联主任，与大兴纱厂的女工交朋友，组织她们开展劳动竞赛，并在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表彰其中的先进分子。

　　恢复工商业

　　石家庄公共服务领域的秩序恢复得很快，相关资料表明，石家庄在解放后的第3天就恢复通邮，第6天《新石门日报》出版，第10天电话通话，第38天发电厂供电，第53天自来水供水。

　　相比之下，工商业的恢复要复杂得多。李树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据工商部门当时的统计，石家庄有27个比较大的工厂，2000多个小作坊和商店。他在结束贫民会的工作后，担任石家庄一区区委书记，他所管理的地区包括朝阳路、南小街和南大街的一部分，是石家庄最繁华的地方，两侧都是商店和银行。

　　在李树夫的记忆里，恢复生产是从发还大工厂开始的。“市政府在接收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等工厂后，派出军代表保护工厂，然后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厂子收归国有或公有，将大兴纱厂这样的私营工厂返还给企业主。对于那些率先开业的企业，政府以供应生产原料鼓励它们招回工人。大兴纱厂需要棉花，我们从解放区收棉花。纺出棉布后，再由政府收购。这样恢复生产和就业问题就都解决了。”

　　接管之初的就业之难，困扰着石家庄市民，甚至也包括中共的干部家属。为了就业的事，邢燕的爱人曾跟他闹过情绪。柯庆施知道后，特意让机要秘书彭子堪写了封信给大兴纱厂厂长霍然，要求把刑的爱人分配到纱厂工作。邢燕带着爱人找到霍然时，霍一脸无奈，“两三个车间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厂里的工人闲着没工作的还有二三百人，不能再增加人员了”。柯庆施得知后大怒，让彭再次写信，并盖上自己的手章，才解决了邢燕爱人的工作问题。

　　郭彤记得，大桥街头有一家药店叫乐仁堂，总店设在天津，经营很有特色。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于是关门停业。这时，伙计们闹着回天津，当时任一区街长的杨法陶向市委请示。市委没有做任何强制性措施，让伙计们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伙夫看门。后来伙夫看到共产党诚心诚意发展工商业，没过多久回到天津跟总柜说了情况。总柜一听，立即发了几车药，很快乐仁堂又开业了。

　　对于刚刚进城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如何在恢复工商业时，既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正确性，又不过分损害资产者的利益以至于影响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平衡的矛盾。

　　李树夫调研过一个织布厂。原来雇了10个工人，有10台织布机，后来有了电动机，效率提高了，工厂老板主动提出，效率提高了，利润都给工人。李树夫明白，工厂老板虽然这么说，其实心里不愿这么做。后来李树夫对老板说，“效率提高后的利润可以跟工人对半分，你投资买了机器，给工人一半就可以了。”

　　对于劳资矛盾，时任石家庄劳动局长的崔运说过一句话：“资本家过度地剥削工人，给工人的工资太少，我要拿板斧砍你；工人要求过高，使资本家无利可图，我也砍你。”崔运的话，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为立场有问题。

　　“在劳资两利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本能地倾向于工人。”李树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