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

　　人物周刊：您觉得《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这些节目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杨伟光：崔永元不主持之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降低了。这个节目曾经停过一个月，当时外国通讯社发了新闻，说中央领导对《实话实说》有意见。没那么回事，是节目本身的问题。

　　有一期，崔永元问一个小孩长大以后的志愿是什么，他说上哈佛大学。崔永元就问，北京大学也可以吧？观众就来信，说他没有民族自豪感，北大为什么只是“也可以吧”？连续几期有类似情况，群众来信提出意见。

　　我就找编导，说这些地方剪掉就好了。第二次又出了问题。我说，刚跟你们谈过又出事，是不是你们认为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就决定先不播了，你们先总结，再做两期新节目看看。他们就做了两期节目，我说可以恢复，就又播出了。我说，电视影响太大了，出了毛病大家不知道哪个编辑做的，就是找我这台长啊，你们必须把握好导向。

　　人物周刊：有人说央视的新闻很冰，您有没有兴奋的时候？

　　杨伟光：新闻需要严谨，似乎不能说冷，但有些新闻事件让人兴奋。比如电视新闻直播上马的时候。1996年以前，我们没有卫星转播车，我下决心要买。当时全世界有4辆最先进的一体化转播车，可以拍摄，可以制作，可以上卫星，有发电机发电，等于一个小电视台。中央台买了两台，200多万美金一台，1997年香港回归就都用上了。

　　香港回归直播难度太大了，是全球多点、多层次传送新闻，比奥运会还复杂得多。香港有个演播室，深圳有信号，北京有信号，世界上几个有关国家有信号，还有国内8大城市有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北京的总演播室，交叉传播，连续72小时直播，很多要靠记者发挥。我举个例子：彭定康从官邸出来后绕官邸转了3圈，就是不走。我们的记者就说，彭定康转了3圈，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全世界能做这样复杂的转播的也不多。

　　人物周刊：BBC当时也去了。

　　杨伟光：当时和BBC谈判，他们要求转播以他们为主，我们要求以我们为主，最后谈成对等。我说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要超过它。我们在现场租了500平米大的演播室，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从里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数字设备。20多辆车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运设备到香港，公安部专门开了通行证，各地都要保证车队的安全。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后，自己撤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世界各国的信号都是我们提供，许多国家电视台的记者都去参观我们的演播室，真是大长志气！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人物周刊：成功的关键在哪儿？

　　杨伟光：说白了，一个是要有钱，其次是要有人才。要是还靠向国家申请拨款，肯定就做不到了。如果我需要最好的设备，要花8个亿人民币，能给你拨一半就不错了。主要是中央台有钱了，1992年以后可以自筹资金了。

　　人物周刊：5月20日，央视新闻中心主办了一个论坛，说要联合地方媒体构建全国电视发稿联盟，遇到突发事件地方台第一时间供稿。在此基础上，组建央视全球视频发稿中心。

　　杨伟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有难度，主要是各地方要配合。比如，地方出了一个大的事件，如果是负面的突发新闻，地方台给中央台拍素材，地方上也许有阻力。当然现在总的新闻时效是放开的，就应当在第一时间报道。

　　“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

　　人物周刊：您说1997年央视有钱了，但以前它也没缺过钱吧？

　　杨伟光：1991年我当台长时，央视真的很困难，广告和其他创收加起来2.7亿，主要靠国家拨款。央视1979年开始做广告，1990年广告费也才1个亿。我当台长之后，1992年到了5.6亿，1993年到了7.6亿。

　　人物周刊：怎么挣到钱的？

　　杨伟光：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敢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但钱对央视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不妨试一试。1994年我们就开始做30秒钟，一个广告5秒钟。为什么只放30秒？因为短，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后没有任何人提意见。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大家对广告印象深了，影响也就有了。

　　当时我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件事，不过消息传到艾知生部长那里去了，而且传错了，说要在《新闻联播》里播广告。艾部长打电话问我，我说是在《新闻联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长就没再问什么。

　　人物周刊：后来大家都抢着做广告，央视就开始搞招标了。   

　　杨伟光：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怎么办？我就在广告部的报告上批了：“看来还是招标为好。”大家都想要就公开招标嘛。

　　人物周刊：那段时间，央视的“标王”炒得很厉害，还出了负面新闻，比如秦池酒。

　　杨伟光：刚开始“标王”的效应太好了。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后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第二年秦池就来了。招标头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我旁边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厂长。秦池的老总来敬酒，他说：明年杨台长旁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结果他用6666万拿了“标王”，随后秦池销量果然很好，产值从两亿涨到了8亿多，利润有3亿多。第3年厂里整个班子都来了，一定要再当“标王”，最后标的是3.2亿。那一次我不在现场，听到以后就说，“糟糕，物极必反。”

　　人物周刊：怎么物极必反？

　　杨伟光：中央领导知道后说，一个酒厂做5秒钟广告用了3.2亿，怎么这么有钱，让有关部门去查一下，有没有贷款，有没有缴税。

　　结果它没多少贷款，税也缴了，但广告费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纯利润缴税。调查得出结论：酒的利润太高，应该先缴税再做广告。新闻界又曝光，说秦池自己生产不了那么多酒，从四川买酒勾兑，路上的车辆来往不断，还专门在高速路上开了个口。其实后来它交了税再做广告就很难了，事情做过头不好。

　　人物周刊：央视的工作人员说，央视是在您手上富起来的。

　　杨伟光：1994年广告突破10个亿，1995年突破20个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翻得那么快。我当时预测说，到世纪末广告要达到39-45个亿。大家觉得不可能。没想到1996年就到了35个亿，1997年45个亿，《新闻联播》前面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面的3分钟广告招标是28亿。1997年缴税就是4个亿，上交广电部等各个部门8个亿，剩下的自己安排。

　　人物周刊：都用在哪儿了？

　　杨伟光：李鹏同志当时说，“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我说，“总理啊，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我上交完钱之后，剩下的钱买设备、做节目、买房子、发奖金，就有自主权了。每年做一个计划，给广电部打报告，说我们今年要做哪几件事，部长一批我们就做了。我们那几年建设和购买了20多万平方米房子，按干部的级别和职称来分房。1996年一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来的旧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时买的房子超标，比较大。现在还有职工说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那套房子。我走了之后就不让买房子了。

　　人物周刊：央视主持人的薪酬怎么定的？外界有些传言说，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杨伟光：中央台主持人的薪酬还是按国家干部的序列来走，但是有补贴。一个是我们给主持人化妆费，一年有多少钱，让他们用好的化妆品；第二个是服装费，他们要出镜，代表国家台形象。其他的工资、奖金和同级别的干部职工没有太大差别，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主持人“走穴”问题？

　　杨伟光：如果你是在休息时“走穴”，请个假打个招呼，有时候比较重要的活动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走穴”？就是因为节目播出时间是固定的，怕影响到节目的正常录制。都去“走穴”挣钱，保证不了节目怎么行。我还规定主持人不许拍电视剧，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载，肯定会影响节目。你实在想去演，可以离开这个岗位，所以文清走了、倪萍走了、赵琳走了——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走也挺好。

　　当时很多“名嘴”都没有编制

　　人物周刊：央视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涌。

　　杨伟光：中央台这种单位，用人编制是一个大问题。中央台第一批职工大部分是转业兵、高中生。1993年开始改革，《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不了，我们就得招人。没有编制我们就采取“台聘”的方式，就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像《东方时空》，正式职工只有7个，干活的有100多个，这些人的工资、待遇怎么定？台里职能部门说把他们的工资定成280元。什么概念？清洁工的工资。还有，台里医疗部门说这批人没有公费医疗；人事部门说不能评职称、评先进、提干。我说，这些人是台里聘用的，我们可以改革、试点。后来决定，把栏目的广告费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挣的钱，可以先用上嘛。实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中央台，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

　　人物周刊：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杨伟光：比如白岩松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原来是新华社的，都是“台聘”来的。水均益成名以后，新华社有的同志就说，水均益原来在我们这里算什么啊，怎么一下成名了呢？因为新华社老人太多了，他很难冒出来。敬一丹、肖晓琳、朱军、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这样进来的。有不少人还直接找到我，推门进来就要求到中央台工作。

　　人物周刊：您办公室的门这么好推啊？

　　杨伟光：(笑)当然先要进得了这个楼，才能推得到我办公室的门。

　　比如敬一丹原来是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新闻联播》实习。我审片子时她就认识我了。实习结束，她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我实习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我看她形象不错，业务也好，就留下了。

　　还有原来长沙市电视台的肖晓琳。她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在《联播》实习时就很爱提建议，老给我写建议信。《新闻联播》的编辑还批评她，说别老给台长添麻烦。她也是临走来找我，想留下来，我就让她留下来了。她还嫌不够，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后来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当家播音员徐俐。

　　那时候我们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你只要有本事，我就给你提供一个平台，做得好就留下，做不好就离开。

　　人物周刊：崔永元在央视是个另类的主持人，看上去有点“不正经”，当初是怎么选中他的？

　　杨伟光：崔永元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但是我在电台时并不认识他。当年选拔这一批新主持的时候，真的是沙里淘金，不知道过了多少人才能被留下来。来了以后，我都只是在荧屏上看见他们，他们很少来找我；经常找我的人，没有本事，我也不会重用。我听说小崔后来得了忧郁症，实际上是因为他经常想问题。大家看到他在现场很幽默，那是因为他平时总在思考、积累这些东西。如果他不那么敬业，不爱思考，他的工作岗位很好啊，就悠闲地做嘛，也不至于得忧郁症。

　　人物周刊：当时选小崔做主持人，台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伟光：直接说反对的声音倒没有听到。但当时我提出播音员、主持人要做观众的朋友，不要居高临下，包括《新闻联播》播音员也不能用“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威胁式语句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选主持人不是选美，要看他们的知识、气质、道德修养。我这些观点其实领导同志也是赞成的。

　　人物周刊：白岩松一直都说他很感激您。

　　杨伟光：据说白岩松原来在《中国广播报》的时候吊儿郎当的，但到我们这里来以后非常敬业。这个反差有意思，从我来说，就是要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搭建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人物周刊：朱军曾透露他已经是司局级干部了。央视主持人的行政级别怎么定，什么样的主持人可以定成司局级？

　　杨伟光：这是体制问题。在我任台长的时候，播音员、主持人是评职称，没有行政级别，可以评相当于副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播音指导是最高的了。级别问题，只是到了分房子的时候，才要求正高职称按正处级分房子，副高职称按副处级分房子，其他时候不涉及行政级别问题。

　　人物周刊：最近舆论很关注央视主持人当官，张政、王志都到地方去从政了。

　　杨伟光：他们只是临时下去锻炼。我觉得挺好，主持人应当去接触一下基层群众，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很有好处。即使他们以后不做主持人，真去从政了，又有什么不好？但我一直觉得，台里培养一个优秀主持人要比培养一个干部难得多。当时有人提出要让敬一丹做一个部门的主任，我不同意，我说培养优秀主持人多难呀，她的地位比部门主任要高呀，大家都认识她，一做了官可能大家反而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