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

　　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 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

　　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