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964年

　　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

　　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

　　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