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部的8期培训计划中，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是最特殊的学员，唯有他们不属于机关干部范畴。

　　5月12日至26日，200名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分2期进入位于河北保定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习。这是司法部首次培训律所支部书记。

　　第一期学员参观了西柏坡，第二期学员则被安排到白洋淀，均为中共的红色教育圣地。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第一期培训班上的讲话中，引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讲话：“红军所以艰难奋战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执政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根基伸至自然村，居委会，工厂车间，甚至大学的班级等社会最基本的每个细胞中。

　　赵还引用总书记胡锦涛的话说，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

　　吉林一家律所在经验交流材料中称，几年前该所党建工作存在许多空白点，有律师认为律所自我运行，自我发展，党建可有可无，甚至一度存在只有律师加入民主党派，而无律师申请加入中共的局面。

　　据了解，去年，一半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还未设党组织；到目前，党组织在全国律所中的覆盖面超过九成。

　　转折点出现在去年3月，中组部、司法部党组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由此，党组织在律所迅速覆盖。

　　当年7月，中组部与司法部在山东威海召开全国律师行业党建工作会议，提出一年内普遍建立党组织的明确时间表。“威海会议绝对可以算得上律师党建工作史上的里程碑。”法制日报援引司法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话说。

　　“力争律师事务所建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上述负责人说。

　　而从更大的大背景看，十六大以后，执政党对于“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此后在一些民营企业乃至外资企业，纷纷设立了党支部。

　　在律所中的党支部亦很特殊，它并不处于直接的领导地位。大成律所由于党员众多，而被批准成立全国第一个律所党委，即便如此，党委副书记佟洁说，在律所中，党委依然没任何特权，合伙人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这不同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相当部分的律师事务所本是从国家机关中分离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原属事业单位的律所纷纷转制为合伙制或其他类型律所，而律师则从公职人员变成社会工作者。不过，律师的社会地位并未因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得到应有的提高，执业环境也亟待改善。

　　在讨论中，除了党建中具体的经费等问题外，有的律师还提及了律师界的“三难问题”(即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希望组织会同司法行政部门能助推解决。

　　从律所与律师的角度，党组织被寄予最多的是归属感与认同感。

　　上海市司法局介绍经验说，他们进一步在政治上关心重视骨干律师，在司法行政机关推动下，全市有23名律师党员当选为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一些自行参选的律师，往往成为有关部门眼中的敏感人物。一些律师界的民意代表，则往往被同行质疑失去“独立性”。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良彪，应邀给第一期学员作演讲。他认为，律所中的党支部，是“党在社会组织中的特殊战斗堡垒”。中共党史，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本身就是一门最具发展力的“成功学”。

　　吕良彪认为，律师是“政治人”，“法律人”，“商业人”和“文化人”。作为“政治人”，律师是一个社会理性的异议者与不同声音的代言人，律师的党建是要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和作用，而绝非相反；而作为“法律人”，律师无论是作为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或专业知识分子，或参政议政，都必须通过法律的方式，不能脱离法律专业的基础。

　　在一些律师从业者看来，在中国，律师不只是当事人的代理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我们必须为国家的各方面来服务，”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杨崇玲说，“大家都认为律师是一个自由的职业，但这种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特别是在一些群体性案件，重特大敏感案件方面，律师政治方向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明确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稳定”的决策部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律师工作的“首要政治责任”。

　　一位受访学员说，在讲课过程中，有关领导提到了拉萨的打砸抢事件。“有的律师在这过程中，没有想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有的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擅自帮助喇嘛宣传所谓的喇嘛受迫害的不正当的言论。这都是律师政治觉悟欠缺的表现。”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徐臻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