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李红旗用10年时间找到烈属证的主人，当地媒体最先报道了这一新闻。很多人都议论起这件事，这让李红旗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他想要借助媒体寻找其他烈士家人。

　　他最先找到《天津城市快报》和《北京青年报》，把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和北京籍烈士吕奎才的信息刊登出去。一家报纸错把37岁的李红旗写成了“河北老人”。

　　“他们大概直觉认为，会做这样事的人，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吧。现在年轻人都讲物质回报，不做傻事。不过没关系了，我不在乎。我的目的就是找到烈士后人，只要能找到人，别的都不重要。”

　　很快，一位读者告诉邓淑清，报纸上登的好像是你家的小叔子。烈属证上吕奎才的家属名叫吕邦俊，正是邓淑清的公公。邓淑清并没有见过小叔子，她是50年代嫁进吕家的，而他的小叔子早在北平解放前就被抓了壮丁，并且，小叔子的名字不叫吕奎才。

　　李红旗清楚地记得，得到邓淑清反馈的这天，正是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高兴坏了，觉得全世界的好事都赶一起了”。因为烈士的名字没对上，他在电话里建议邓淑清，去找老邻居打听打听。

　　过了一阵子，邓家装修老宅，居然在墙壁上的缝隙里，找出一包老物件，其中就有两张军属证。这两张军属证边角磨损得很厉害，证书本身几乎都要散成四块，一看就是历史久远。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吻合。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名字。

　　有关小叔子的事，倒是一些老街坊知道得更多些。“吕金财”是北平解放前三天被抓壮丁走的，此后再没回来过。家人是收到军属证后才知道他参加了部队，并且随部队在东北工作。因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和书信，吕邦俊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找儿子。

　　“直到1958年，他被毛主席接见后，回来不再找儿子了。”邻居隐约记得，那似乎是毛主席接见革命烈士家属的一次活动。

　　吕邦俊于1963年去世。“吕金财”也从此被家人遗忘。他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李红旗把烈属证送到邓淑清手里。这位从未见过小叔子的老妇人也伤心的哭了。“他终于认祖归宗了，我没法谢你啊。”

　　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

　　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编导，在看到有关李红旗的报道后，选定李红旗为报道对象，也介入了寻找工作。这一次，李红旗坐着电视台的汽车前往天津寻找烈士李金树的家人。

　　李红旗熟门熟路地把记者带到民政局。民政局非常配合，立刻给查询。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转奔公安局，在电脑里查找家属李同玉的名字，找到一位，但这位李同玉没有兄弟，家里也没有人当过兵。线索又断了。

　　失望之余，李红旗又来到《天津城市快报》，再次寻求本地媒体的帮助。

　　几天后，读到报道的一个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

　　李红旗随同央视记者前往潘楼村，到了才发现，原来这里离他们几日前寻找的那位李同玉家非常近。

　　李金树说，他是有个哥哥外出当兵，几十年没有消息。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看来烈属证上的“满楼区张窝管村”，可能是“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的笔误，而“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金树本人因为健康原因，说话已经不太利落。家里兄弟几个，本名叫大柱、二柱、三柱、四柱。他本人是二柱，后来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李金树”。他估计，哥哥大柱可能也是在部队改了名，但他没想到，两兄弟居然起了一样的名字“金树”。

　　“这大概就是两兄弟的默契吧。”李红旗猜测。

　　村里的几个老人聚拢来，他们是大柱小时候的伙伴，还大致记得大柱长得圆脸，身体倍儿棒，为人很厚道。

　　“碗口粗的树，他噌噌几下就能爬到顶，抓住树梢使劲往下一坠，啪的一下，树干拦腰折断，他也跟着下了地。”79岁的刘其祥老人说。

　　在邻居看来，大柱一家是很不幸的。因为家穷，弟弟三柱4岁那年被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给一户人家，从此下落不明，母亲出门要饭死在外头。1949年1月，20岁出头的大柱顶替邻村一人入伍，当了国民党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约1000斤棒子面。

　　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

　　在成都一家媒体承诺赞助差旅费后，李红旗决定带着媳妇去成都。他随身只带着2000元钱，还有那张烈属证。

　　这位烈士叫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到了成都，住进对方指定的宾馆，记者答应第二天带他去寻找烈士家人。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还没有来。李红旗有些着急了，他打电话给记者，对方吞吞吐吐地说，赞助的事黄了，让他回河北去。

　　“我一听就着急了。人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交涉了半天，还是没办法。不过李红旗也能理解对方的难处：他就是一个小记者，领导不同意，你有啥办法。

　　晚上，他在宾馆看电视，专找新闻看，记下了三个本地电视台的热线电话。

　　“我挨个打电话去，介绍我自己，说是来找四川籍烈士家人的。他们都很客气，有一个接线员还挺同情我的遭遇，觉得我做的事很伟大，要向我学习。我跟他们说，我需要找人解决我的路费。一说这个他们就为难，说要向领导请示。”

　　第二天，成都几家媒体报道了李红旗入川寻人的消息，但没有一家承诺能帮他解决路费。

　　“我只带了2000元钱，付了宾馆钱后，我大概连买火车票的钱也不够。”李红旗觉得，第一次带媳妇出远门就遇到这样的事，有点难堪。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平安成都》栏目的记者来了。“他们答应给我支付往返路费和住宿费，大概总要3000元吧，不过他们要求独家报道。”

　　“我答应了。很快有别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来，我告诉他们我答应《平安成都》独家采访了。他们有点不高兴，也有人跟我说他们也可以给我出路费，给我5000元、8000元。我没答应。我真不是为了钱来的，只要能找到烈士家人，比什么都好。”

　　因为害怕无法面对那些敬业的记者，李红旗连夜搬了宾馆，还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在四川省地名编撰委员会和档案局，都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李红旗又把记者带到了成都市公安局，查找烈属周明发。系统显示，有三个人叫周明发，但都在重庆。

　　转奔重庆，很快排除了第一个周明发不是他要找的人。

　　第二个周明发也是军人，并且参加过抗美援朝，他甚至还是上甘岭战役的幸存者。他和周明星一样，都在38军服役，不过是在113师独立炮团，最后以班长职务退伍。显然，他并不是李红旗要找的周明发。

　　李红旗的到来激起了周明发沉睡多年的回忆。他的前额有一个巨大的凸起，他说那是战争中受伤的疤痕。周明发回忆说，当年不能确认参军者的年龄，就以体重衡量，过了80斤，就认为你是成年人了。他当年不够80斤，为了参军，还偷偷在鞋子里塞了些石片，终于过了体重关。在上甘岭，他的部队打了7天，最后整个山头的海拔被削下去7公尺，非常惨烈。

　　“缺水啊，我的班长去取水，就中枪牺牲了。和书上故事里写的一样。最后就我回来了，好多战友都没了。我在他们坟上哭了好久。那个时候，大家连军功章也不要，只要有枪、有命，别的什么也不要。”

　　结果，李红旗在周明发家呆了大半天，听周明发讲打仗的事。周明发还捡起树枝，在地上画下当年作战的地形图。末了老人感叹：“谁还记得我们？”

　　4月20日，李红旗到了万州甘宁镇二屯村，找到第三个周明发。

　　老人已经81岁，耳背。李红旗只好趴在他耳边，大声重复自己找来的原因。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周明发。周明星是我弟弟，解放前出去当兵，一直没消息。”老人的眼泪，哗哗地流。

　　据查，当地有个地名叫狮子口，和烈属证上的信息基本能对上。

　　周明发在家里摆上香烛祭拜祖先，告诉先人：弟弟回来了，他是英雄。持续的鞭炮声，震动了全村老少。

　　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

　　“媒体的力量太大了。”李红旗说，他自己花了10年时间，才找到一个烈士，没想到媒体介入一年里，找到了三个。

　　寻找过程中遇到的很多事情，是这个农民想不通的。

　　他曾经找到五位烈士所属的38军，希望能鉴定烈属证的真伪，但没有得到答复。他猜测，大约是部队有纪律，可时间过去了58年，这些东西还要保密吗？

　　李红旗曾经接到一个中年男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和这五位烈士一样，都是339团的。那个团，最后只有几个人回到国内。中年男子代表父亲转达了对李红旗的敬意。

　　这勾起了李红旗的好奇：在朝鲜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这个团只有几个人回来？

　　他想起了电影《集结号》。那是他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曾先后看过三遍。私下里，李红旗承认，自己很像电影里的谷子地，而谷子地的故事，也是支持他寻找烈士家人的一股重要力量。

　　李红旗很想见到这位339团的幸存者。

　　第一次，对方答应了。李红旗带着两个记者一起去，到了干休所大门口被警卫拦住。经过请示，有关部门拒绝让这位老人见记者。

　　第二次，李红旗又约见那位老人，被家属拒绝。再后来，每次见到媒体记者，李红旗都要央求他们帮助联系38军，希望能获得批准，但都没有成功。

　　李红旗对此很感慨，这个老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啊，他要是不说话，以后谁还记得那些死去的烈士？连他们的家人都已经几乎忘记他们了！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有人找上门来，愿以每张2000元的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属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获利是他最初买烈属证的动因，但在这10年里，他深深明白：这每张纸片里，都寄托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们要回家。“生命是无价的，你说我能卖掉他们吗？”李红旗反问。

　　上周四，刚刚从江苏接受完电视采访回家的李红旗路过北京，又特意去见了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他抱怨说在老家见到一些压力。这次去江苏前，老家某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找他商量，让他说服电视台出路费带其一起去江苏，理由是自从李红旗开始寻找烈士家属以来，这位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踪”。

　　“他怎么全程跟踪了，我这么多次自费去北京、天津找烈属，他一次都没去过，也没采访过。”最后，李红旗还是一个人去了江苏。

　　他明显感到，现在在老家有些压力，一些干部很不喜欢他——尽管2008年他被评为“2008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提名奖。有乡亲私下批评他说，你出了名，那些干部们没从你这里得到一点好处，当然不喜欢你啦！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偶然地，他检索到一篇署名郭于华的文章。文章对这些烈属证流传到旧货市场感到心痛：“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不知道文章里写到的约翰·肯尼迪是谁，但李红旗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只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他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和仅剩的那张烈属证收藏在一起。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一个姓。而且烈士死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