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新北川中学

　　距离校园遗址23公里之外，北川中学在地震一周年之际成为新县城第一座开工的建筑。它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这也使得其重建设计远远超出了一所普通中学的命题——拿什么来回望历史？拿什么来开启未来？

　　记者◎贾冬婷

　　“超级中学”竞赛

　　5200人，占地225亩——相当于一所大学的规模；由侨联募集2亿元捐款；多家重量级设计团队的竞争。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将于明年9月建成的新北川中学都是一所“超级中学”。

　　北川中学重建开启于去年8月底。在地震灾区亟待重建的几千所学校中，北川中学是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所，当时确定由中国侨联进行全球募捐。侨联曾在奥运会建设期间捐助了“水立方”，这一次，它希望超越历史——“捐款人数”超过“水立方”。侨联由怡海集团牵头，因这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王琳达兼任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大地震发生时，王琳达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同在哈佛大学访问，于是，清华大学周榕团队第一个加入。周榕又联系了张永和所在的MIT和王维仁的香港大学联合团队，再加上甘斌的同济大学团队，三家重量级的设计团队加入到描绘北川中学未来的角逐中。

　　“给定的北川中学题目是显山露水的。但学校最重要的终究是内在生活，它不是展览品，不是纪念碑。”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黄汇曾在前几轮评审中担任评委，她对本刊记者描述对这一设计任务的最初印象。

　　“显山露水”的首先是规模。记者拿到的一份北川县政府《北川中学项目建议书》对人数做出解释：“原北川中学有人数3091人，其中初中1351人，高中1740人。新县城23万人，按照每万人口应有高中在校人数293人的比例，规划后我县高中在校生应有6739人，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1︰1的比例，到2009年9月，学校高中生应有3370人。初中人数也依此推算，到2010年，在校学生总数将达5200人。”

　　北川县原有四所高中，现在要集中在一所全住宿制的北川中学里。黄汇是沿用至今的1987版《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的5位主编之一，如今，她又成为即将颁布的新版规范的第一编委。她对本刊记者说，《规范》里中学规定为18到36个班，如今的北川中学5200人，108个班，远远超出了适宜规模，中学就像“小大学”或“小城市”，这就意味着管理层级的增加，校长不可能亲自抓教学，教育不可能细化。据她的调研，因为要负担农活，很多农村家庭不愿让孩子住校。她的担忧之一是，如果招不满学生，房子又不能空着，学校会将空房作为教师宿舍甚至出租给商业，学校就乱了。

　　“教育部曾算过，灾后重建要新建3900多所学校，现在看，连300所都不用了。”黄汇说，这种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在这次灾区校园重建中尤其显著。不可否认，这是与农村城镇化，分散的农村教育资源由“基点校”整合到“中心校”的大趋势相关的，灾后重建中的圈地私心又加剧了这一趋势。

　　因为新北川县城异地重建的波折，直到12月，北川中学的选址才确定。北川新县城规划负责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其标志性，他将北川中学布局在齐鲁大道的中段，这条大道是新县城的主干道，政府、医院、文化馆、纪念馆、体育馆……集中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参观新县城时，一眼就会看到北川中学，齐鲁大道边就有一个礼仪入口。”

　　“北川中学几乎是新县城里最大的街坊了。”朱子瑜桌上就是一张北川规划图，在县城紧凑的布局中，北川中学还是尽量按学生人数和生均占地留足了空间。尽管位置醒目，但学生的主要出入口设在次干道上，营造出静谧自然的校园氛围。建筑师们都很喜欢规划中保留的农业景观：两条水系从校园里穿过，一条在门前，一条在中央，纵向的绿化带贯穿其间，一口气接上背靠的连绵山谷。

　　朱子瑜也参加了新北川中学的方案评审，他认为，三家团队的设计各有特色，港大—MIT重组团理念，清华重羌族特色，同济重功能实用。经过九轮评审，以港大—MIT团队领先。但今年3月第十轮开始，第四家竞争者——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加入进来，最终戏剧性地成为新北川中学的设计主体。侨联办公室副主任刘奇对外解释，三家都难以跳出既有思维，后续设计陷入僵局，因此，选择了更有经验的北京建研院来集大成。5月12日地震一周年之际，新北川中学方案确定并开工。

　　“北川和北川中学，几乎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这决定了北川中学重建不同于一所普通中学。它有条件多方借力，但最终要回到学校的最基本需求，比如学校长远的生存和运作。”黄汇对本刊记者说，“我在心里始终保留一个问号。这个问号要到10年以后再看。”

　　关于学校的理想与现实

　　面对一系列代表“超级中学”的数字，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维仁的设计起点是：如何把一个5000多人、108个班的大学校，转变成一个个尺度适当，学生们会具有空间认同感的小学校？

　　王维仁对本刊记者阐释：“什么样的空间大小与组团关系，是一群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适合探索成长的学习空间？如何在一个个人的个体价值与5000多个人的集体认同之间，寻找并加入一种中间的尺度，作为适合的学习与生活场所？如何可以将一个5000人的超大尺度的食堂，转化成几个中小尺度的餐厅，成为有品质的吃饭与交流的空间？”

　　他把108个班分成了6个组团，每一个组团有15到20个班级。宿舍也分成6个对应的生活空间，并且尽可能地把相关功能——特殊教室、实验室、音乐与艺术教室、教师办公室、餐厅，都分散到这6组的学习与生活空间里。他想象，每一个组团可以是现有体制下的一个年级，也可以是一个大学校之下的6个相对自主的小学院，每一个学院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3个班，各别拥有每一个学院或年级自己的餐厅、广场、绿地、演讲厅、阅览室……他进一步想象，在未来的北川中学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之中，学生们穿梭来往于教室间的廊道与学院的广场之间，更走入校园的大片绿地当中，与四周的远山与自然连成一体。

　　这显然不只是对大尺度所做的空间分解，而是寻求教育改革的可能性。他设想，“有一天中国的校园空间不再只是有效率的管理与制式的功能分区，而是路易斯·康所说的，那一个在被建制化的教育机构异化之前的学校的本质与起源：大树下传道的智者，与围绕着他的人本学习。”

　　作为台湾“9·21”地震后“新校园运动”的参与建筑师之一，王维仁见证了重建带来的开放式校园空间和教育理念的形成，地震是灾难也是契机。这也是直接激发王维仁参与震后校园重建的原因之一，北川中学，当然值得成为承载新教育理念的典范。

　　然而，“新校园运动”毕竟是台湾教育改革推行20年之后的产物，地震的催化作用不能脱离这一大背景。新教育理念的理想是否适合北川现状呢？团队成员之一、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朱涛对本刊记者坦言，北川中学校方对他们方案有疑惑：分成一个个小学院会不会不好管理？男女生宿舍是不是离得太近了？反而是参与方案评审的一些来自北京的中学校长，更青睐这一基于现代教育理念的设计。

　　与王维仁相反，同济大学方案显得更现实。主持设计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甘斌对本刊记者说，他们从中学的功能和效率入手设计。为了充分利用校园空间，他将初中和高中两部设置在基地两翼，使得两部学生日常的活动相对分离，减少相互干扰。而两部之间广阔的地带布置了各种公用设施，为学生交往提供了宽敞的空间。

　　甘斌认为，一名普通学生的日常生活从起床、晨跑开始，到晚自习、睡觉结束，一天数次奔波于教学楼、宿舍、运动场、食堂之间，节省学生耗费在路上的时间成为提高师生使用效率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校园规划设计合理与否的硬指标之一。他甚至将一天的每一个分解动作的时间和距离罗列成表格，最终的布局使得学生不管是上课、用餐，还是运动、做操，路线短而快捷。按学生完成一天的正常生活计算，最终的方案中，高中生平均每天路程1540米，约20分钟，初中生平均每天路程1854米，约25分钟；而之前的一个比较方案中，初中生平均每天路程2028米，约27分钟，高中生平均每天路程3000米，约40分钟：看似相近的布局方式中隐含了使用效率的巨大差异。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的演变或许可以作为教育现状的一个注脚。黄汇对本刊记者说：“1987年老规范的目标很单纯，学校就是念书的地方。当时的普查表明，75%的学校都有学生听不清讲课、看不清黑板的情况，要每两周换一次座位。针对这种情况，和医科大一起研究，视角多少，距离多少……”1987年版《规范》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科学地对待学生的健康发育和教育需要成为当时的首要考虑。

　　这一版规范沿用了22年，说明它的编制成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改革的缓慢。黄汇说，2008年秋，教育部试行了中小学新的课程内容、课时安排、教学模式，教学方式跟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出入，更多是启发式教学、合作式学习。新规范随教改有了依据。“但是，教学改革是新规范排在第三位的变化。”黄汇说，第一位是安全。第二位是增加了两类对象：最大的改变是把农村学校放入这个体系，实行城乡“一元化”标准，还有一类是残障儿童，规定设立各种无障碍设施。另外一个不同是建设绿色学校，校园本身作为环境教育的教材。

　　北川中学的设计方案最终落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6A6工作室主任王小工身上。校园设计是这个工作室的专长，王小工本人也是新版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编委。王小工对本刊记者说，他设计的核心理念是：不与学校将来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结合，就不是一所好的学校。就他的经验，这所中学教学模式沿用高中，生活有点像大学，因此，他借鉴同济大学较务实的功能分区，将教学区、宿舍区、后勤区按“品”字形排布。王小工分析了类似规模的中学从早上7∶00到晚上20∶30每一个主要时间节点校园中师生们典型的生活与学习行为模式，研究了与此相应需求的空间模式和人车动线需求，认为这种布局是最合理的。

　　他与北川中学副校长刘亚春交流，高中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生活很大一部分围绕高考转，一天中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因此，在“品”字的三足鼎立构架中，教学区是位置最好的。其下还有细分，比如高一是少年时期的过渡，离图书馆更近些；高三区域更安静，离生活区也更近些。

　　王小工之前参观过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中小学，那里很多空间都是开放式的了，比如教室的一侧留了一个可开可闭的公共空间，各年级可互动。但这种空间开放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团队式的教师体系，而不是以教研组或科目分开的。二是按照小学、中学、高中不同模式而定。震后，他沿四川从南到北调研了6所学校，他认为，不应该硬性地把所谓先进性加在震区校园重建上，但可以给教育改革留有余地。比如，应对由班级化到教育资源体系化的趋势，他在每个组团留了多功能教室或合班教室的空间。

　　朱子瑜对北京建研院方案中的细节设计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好的校园设计的基础，因为这些细节与未来学校师生的日常使用息息相关。比如教学楼走廊中的活动角，厕所中改进的小便台，教师办公室旁的答疑廊，教室墙面仰角的抹平，走廊储物柜的绑定等。

　　王小工提到，他曾与刘亚春校长讨论一部分在地震中伤残孩子的无障碍设施的处理。刘校长认为，如果单独放置，好设计，也好管理，但这部分孩子的心理反应可能适得其反。王小工决定，这些无障碍设施就设在正常设施附近，至少在同一个大空间内。照顾到使用方便，同时又尽量避免空间形态的刺激。

　　地震如何纪念

　　震后重建中，建一所“震不垮的学校”成了第一位的诉求。黄汇曾在去年9月和10月专门赴日本和我国台湾针对中小学建筑和灾后重建进行考察，它们在“阪神地震”和“9·21地震”后已进行了多年的灾后重建。考察中，黄汇了解到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中约有80%的幸存者是因为周围有学校躲避而幸免于难，而汶川地震则因为大批学校的倒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一个“救命”，一个“送命”，两者的鲜明对比给她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筑设计导则》和即将出台的新版《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中，学校建筑都比当地普通建筑抗震等级提升一级，而且明确了学校作为避难场所的相关措施。

　　北川中学的所有建筑都低于四层，以增强师生的安全感。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的设计方案中，还专门在这次地震最脆弱的楼梯间设置了一个最牢固的结构：将楼梯间设计为坚固的筒体结构，而楼梯采用铰结点钢结构，会把地震能量缓释，当成紧急避难空间。

　　对于北川中学，纪念性是难以回避的命题。已经选址在一条纪念性建筑排布的大道上，而且，设计要求中规定，除日常性入口外，还要在主干道设置一个礼仪性入口，并建纪念馆，以应对日后的参观和纪念。

　　清华大学方案强调记忆和纪念，坚持把这一点作为设计主线。周榕对本刊记者说，北川中学不只是物质重建，也是价值重建和文化重建。“一个学校最重要的是传统，而非创新。北川中学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地震，这是历史也是财富。这是记忆开始的地方。”

　　周榕认为自己一直在与一种“乌托邦”理想抗争——这种乌托邦抹杀痛苦也抹杀记忆，带入一种无始无终、不明时间和地点的所谓理想状态中。他的应对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把历史和记忆带入未来，引入“生命教育”。在他提交的方案里，礼仪入口处种满了油桐树、洋槐，这些树有一大特点，每到5月初，会满树开满黄色白色的花，“油桐开花五月雪”，营造淡淡的纪念氛围。入口内是一个同心圆造型的纪念广场，周榕设想，“平时这里是师生休息和活动的场所，到节假日学生可以围在一起跳锅庄。圆心为基座镌刻2008年5月12日14∶28字样的日晷，内设激光器夜间光柱冲天而上，以资纪念。将广场内的地灯按2008年5月12日的星象图排列，寓意逝去的孩子们已经化作天上的星辰”。

　　朱子瑜对记者说，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老北川中学已成为地震遗址地，建新中学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除教育功能外，学校还应承担纪念、感恩等社会功能。另一派认为，最好的纪念是提供放松、平易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学生毕竟是孩子，不应承担过多社会功能，至少不应把太多活动放在学校里。而在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评委看来，北川中学周边都是巨大的纪念主题，再增加将是“不可承受之重”。能否找到一种替代性的核心价值？

　　王维仁尝试将校园融于自然和绿色。他想起杰弗设计的维吉尼亚大学中央的大绿地，百年来成为了世界上无数校园空间规划的经典。王维仁在北川中学中保留下一条500米长70米宽的开敞景观，由入口一路延伸到了远山。“想象原来的溪流穿过这一大片绿地，田埂的痕迹转化为学生穿越绿地的小径，稻田的分割尺度成为校园活动与绿地植栽的规划模距：草地、树林、花园、菜圃、小球场、凉亭、座椅、表演台……大绿地的两侧分别是教室与宿舍建筑，学生们穿越这片延续自然生态与文化地景的绿地，在教室与宿舍之间穿梭来往，上课下课，日出日落。他们在地景的文化与自然肌理上探索成长，刻录生活的旋律。”他设想，学生们在自我、社群与大自然的交织互动中，6年下来得到的应该不只是高考的优良成绩，更是对社区公共空间与自然生态的尊重。

　　王小工也认为，除在礼仪入口附近相对公共化，北川中学校园内应营造平实朴素、明朗向上的环境。他把纪念性放在了细节处，比如设一些雕塑、标志，等新校园落成，希望从老北川中学移植过来一草、一木、一砖、一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