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宗震

　　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废除了封建帝制，成立了共和国。但民国初年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没有成功，抗日战争胜利后，近代中国又一次出现了实行议会制的机会。1946年底，国民党召集了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了采用议会制的宪法，1948年又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成了近代中国根据正式制定的国家宪法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总统(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时，没有制定宪法)。

　　作为共和制度下选举产生的总统，他理应拥护共和制度。他之前也曾一再申言要还政于民。然而当他当上了正式的共和国总统之后，却与袁世凯一样，对共和制度大加挞伐，“反省”共和制给自己与“人民”带来的痛苦。中国近代史上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幕活剧，被一些历史学者叹息为“失去的机会”，作为历史的遗产，不能不令人深思。

　　和平建国协议的达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扩大社会基础，组织了国民参政会，邀请各党派人士参加(包括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在会上承诺：“乘此抗战时期，藉参政会各位先生的努力，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民主政治没有得到发展，国民党的统治日趋腐败。民主人士发起了宪政运动，并组织了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各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呼吁国共双方停止冲突，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建设国家。为此，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国共双方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原则协议。

　　但是，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并未就此停止。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家，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她在东方的盟国，派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冲突。美国在原则上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但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腐败和低效率，因而反对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吸收中共和其他党派参加政府，达成和平统一，并以此作为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条件。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17日到达中国，在他的调解基础上，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了第一次停战协定。同一天，在重庆召开了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月31日政协(史称旧政协)达成了国内各政治派系团结和平建国的五项协议后闭幕。在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案》中，国民党方面放弃了便于国民党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的、采用总统制的《五五宪草》，达成了制定三权分立原则，采用责任内阁制宪法的协议。这一协议符合美国方面的期待。

　　面对美国的压力，蒋介石心有不甘

　　蒋介石在1946年的日记前记述美国政策说：“对共党力求谅解，避免其怨恨，使用政治与和平手段引导共党军队就范，消除中国之内战。疑惧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压迫国民党开放政权，成为美国式两党之民主政治。”但蒋介石对于美式民主和政协达成的宪法原则是不满意的。他不承认政协决议对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有约束力，并归罪孙科、邵力子等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中作出的让步，坚持宪法实行总统制。

　　1946年2月10日，他约集孙科等国民党高层谈话，表示他对宪草的意见：“切嘱彼等应负责慎重为国为党，尽其职份，不可再使中国今后因新宪法不能遵循五权宪法之精义而复起流血革命，则本党五十年来流血牺牲所得之代价，皆为我辈不肖而失败也。”

　　尽管政协达成了和平建设国家的协议，但蒋介石不能度德量力，他拒绝马歇尔的调解方针，而坚持其所谓传统的剿抚兼施政策，即先以武力打击为主，取得胜利后，再实施安抚政策。因而与马歇尔在会谈中一再发生冲突。马歇尔在会谈中向蒋介石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没有效果。不过，国民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不能没有美国的援助，因而不能不迁就美国的要求，采取开放政权的措施，并召开国民大会，制定议会民主的宪法。对于采取这些无可奈何的政治措施，蒋介石内心非常痛苦。

　　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制定议会制宪法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下，内战规模不断扩大。在未能达成停战协议的前提下，中共和民主同盟拒绝参加政府，并要求延期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仍拉拢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及所谓社会贤达，在没有中共和民主同盟参加的前提下，于1946年11月15日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制定宪法时，改变了策略，迁就非国民党方面的主张，在制定的宪法中，将国民大会的权力压缩为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以及修改宪法两项，并采纳了责任内阁制。蒋介石在1946年12月21日日记后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解释说：“尝思今春孙(科)、邵(力子)与中共等擅订宪法原则，一般同志皆认彼等行为有意卖党召侮，违反遗教(指孙中山生前的主张)，藉外制内之卑劣手段，不可恕宥。然迄今回忆，若非当时修正五五宪草，如其原则一仍其旧则，不仅为中共所诋毁，即各国更认国民政府真欲制成法西斯宪法，为世疑惧，为害之大，无可比拟。”

　　行宪国民大会的混乱

　　在国共战争全面进行、国民党方面且屡屡损兵折将的形势下，蒋介石为应付美国推行议会民主的要求，仍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行宪国民大会。然而，这届国民大会开得一片混乱。蒋介石在军事上已经手忙脚乱，为了应付国民大会，更弄得焦头烂额，加速了自己的崩溃。他又后悔采用了议会制的宪法。

　　首先是国民代表资格问题。国民党由于长期一党专政，垄断了社会资源，小党派并没有什么竞选资源，不能不依靠国民党的让与，因而国民党方面就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代表名额彼此曾达成协议，国民党作出了让与一定名额的承诺。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员以自由竞选为由，拒绝党部的意见，不肯退让，纷纷当选，青年党和民社党连装点门面的代表数都达不到，不能不要求国民党按照约定名额让与。在此过程中，法规和政策发生矛盾。当选的国民党代表按照法规拒绝党部让出代表名额的要求，甚至群体霸占国民大会堂，阻止会议召开。

　　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这个难堪的问题。他在3月20日的日记中叹息说：“国大代表资格问题，以中央常会与国府之命令指示自相矛盾，尤其党部散漫零乱不讲手续程序，更使选举事务所及各级党部无所适从，致有今日让与不让，错综复杂，贻笑世人之现状，苦痛悲愤莫此为甚。国事棘手至此，总因自在共匪之误国，而美马(指马歇尔)之干涉侮华与一般投机政客之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祸福，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如张君劢之流，假外力以欺弄国事，造成目前无法解决之困境，悲乎！”他归罪张君劢，是因为张对制定这部宪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青年党和民社党不断的权利要求。包括国大代表名额、立法院名额、政府职位等等，粥少僧多，国民党方面无法予以满足，造成困扰。蒋介石在3月23日的日记中感叹：“在此美国援华案未决定之时，而我国民大会如青民两党拒不参加，则尤为马歇尔所利用诬陷中国一党包办之恶名，以停止其援华之议案，此诚内外交迫之际。”5月11日日记：“见青年党领袖曾琦，其要求立法院该党名额，如不能由本党退让足额从速解决，则其整个退出政府，使国际上仍视中国为一党专政之政府也。”5月29日记上星期反省录：“民社青年两党以立法委员名额未能达其要求之数，不允参加行政院，其实青年党以经济部为其掌握，不肯放弃，而在形式上犹如此要胁，使政府不能有整个行政计划，此皆美国民主之累也。呜呼，美国之于我政府其利未见，而为害实已非浅矣。马歇尔之祸华，诚伊于何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