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需要长期回报

　　本刊编辑部

　　政府应着眼长远，一是鼓励国内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吸引优秀生源；二应统筹全局，营建透明的高考、招生秩序，坚定社会对知识、能力的信心；三应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家企业生态系统，为不同类型、志趣的劳动者提供适宜其职业发展的“用武之地”

　　众所周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今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就高考本身而言，今年也同样面临尴尬。揭示其背后的原因，更能展现高等教育眼下的生态。

　　许多分析认为，同样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的高考出现了“百分之十的高中毕业生弃考”的现象。事实上，金融危机只是引子，而绝非故事。

　　攀升的弃考率，反映的一个逻辑是---高等教育相对投资价值的下降。这种下降至少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其他替代品有了更高的回报，例如，国外优质高等教育产品可获得性的上升、高等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或职业培训产品回报的上升、高中起点的职业生涯贴现价值增加等等。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这类原因都并非坏事。国外高等教育产品及国内其他教育产品的繁荣给国内教育市场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增加了竞争强度，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教育产品整体水平的提升。而不以高等教育为起点的职业回报的提升，反映的是国家多层次、多样化的良性企业生态的成型，这为不同兴趣、能力和志向的劳动者提供更为稳定的基础收入保障、更为广阔的从业路径和更为开放的晋升空间。

　　尽管我们希望这类原因能够完全解释弃考现象，反观现实恐怕难以得出这个结论。其一，2008年外部需求的骤然失速让国内出口企业举步维艰，劳动密集型岗位甚至一些管理岗位被迫裁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8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度上升，达到4.2%，而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城镇失业率更是达到9.4%的水平。这样的背景下，用其他职业的“高回报”来解释弃考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出国留学等新兴教育产品毕竟门槛尚高、数量极少，无法解释84万弃考中的绝大部分。

　　因此，另一个方面的逻辑原因不容忽视---高等教育产品自身预期回报的下降。预期回报由预期收益减去成本而得。先从成本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部实施了扩招战略，获得高等教育的成本有所降低，但同时的配套改革大幅提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致使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有“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的现象。许多重点大学提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失学”的口号，然而，对于某些非重点大学而言，尚缺乏有力措施避免高等教育成本提升。

　　成本方面尚可以通过国家的相关政策来加以限制，预期收益下调则是更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决定了大学起点的职业生涯预期收益存在下降的趋势。

　　其次，各地考试、招生政策在制定或实施上的不规范行为致使与高考有关的丑闻频现报端，也影响了预备参加考试者对高等教育未来收益的预期---如果可以通过“关系”来获得入学资格，那么有理由相信“关系”依然是未来获得良好职业及相关收入的捷径。这样，通过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牺牲而获得的文凭，其准确传递个人能力信号而获得相应就业机会的功能受阻，其价值自然也大为降低。

　　第三，当前经济形势的困难也一定程度干扰了预备参加考试者对将来的预期。由于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当前全球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影响，就中国而言，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许多群体出现无业可就的情况。将危机这个当期的“外生因素”作为教育长期投资的决策依凭，很可能做出短期理性而长期非理性的决策。

　　分散的个体对高等教育的回报有不同的预期值从而做出相应的选择，并无不妥。如果整个社会出现对高等教育投资价值“看空”的预期，则后果堪虞。放弃高等教育，从个体角度看对某些人也许不失为理性选择，但若拓展开来形成社会风气，则将造成“集体非理性”的局面。

　　基于此，政府应着眼长远，一是鼓励国内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吸引优秀生源；二应统筹全局，营建透明的高考、招生秩序，坚定社会对知识、能力的信心；三应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家企业生态系统，为不同类型、志趣的劳动者提供适宜其职业发展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