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这些问题，最好还是去和任惠英谈。”俞晓群说。

　　如今的辽宁出版集团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惠英为人低调，至今不用手机。

　　《中国周刊》记者联系任惠英时，辽宁出版集团宣传人员说：“老板的兴奋点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阵痛

　　关于集团化，俞晓群甚至也不愿意谈起，倒不是因为敏感，而是他觉得在集团化过程中兴盛起来的商业化，“想法虽然没有错，但是确实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低谷。让青春小说和外国文学充满了图书市场，好书出不来。也许这是改革中必须经历的阵痛。”

　　“很痛苦，确实很痛苦，很痛苦。”俞晓群一连用了三个“痛苦”表达他身处变革之中的感觉。

　　辽宁出版集团先是上市，然后收购三家民营公司，这样的举动，在没有政策支撑的当时，让外界颇多猜疑。

　　“虽然当时的政策支撑不是很充足，但是每个环节都是通过文件批的，没有文件，谁敢走这一步？因为原来的政策不支撑这种行为，没有保护，就会有风险。”只要不涉及具体问题，不违背纪律，俞晓群就很健谈。

　　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俞晓群有自己的思考。

　　“辽宁为什么做(指收购民营公司)？真的是辽宁(指国有出版社)没有人才了？为什么不让这些人才去做非要让民营去做？谁出问题了？是机制出问题了还是别的？民营可以找到的作者出版社也能找到，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优厚的条件去收购民营？再比如说转制，转制的目的是什么？你会说要改革，那改革的目的又是什么？总不能说因为是领导让我改的，我们要做大做强。那什么叫做大做强？我很茫然。”

　　俞晓群对《中国周刊》一连串的问号，像极了他曾出版过的那本描述中国书业的书：《一面追风，一面追问》。

　　“中国加入WTO这么多年，放开越早的领域，就越规范，法律建制就越完善，放开越晚的领域法律就越不健全，因为会不断地用行政手段去干预。”俞晓群说。

　　合拍

　　破冰之初，众多出版社按兵不动，金丽红和黎波却自己动了起来。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成立的2003年，正好是出版体制改革的破冰之年。那时，金丽红和黎波已经在华艺出版社一起共事了十几年，积累了不少在市场摸爬滚打的经验，两个人都觉得，今后出版的趋势，“一定是沿着市场化的路子走，就决定自己出来干。”黎波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在此之前，金丽红在华艺出版社的实际操作中，接触的都是一线作家，比如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叶辛等等，之后北京图书中心的出版方向，在那时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回忆往事，黎波说：“在和老金合作的过程中，她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那时，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

　　两个人离开华艺后，把关系放到了人才中心。“当时想办出版社，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国家对于出版社的建立和运营的原则是必须通过很高层级领导的批准才能成立。但是要做民营公司，买任何出版社的书号都没有问题，可跟我们的想法不符合。”黎波说。

　　在金丽红和黎波的构想中，国有出版社一定有一条产业化的道路。他们找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周百义，提出一个说法，叫“国有资本，民营机制”。

　　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机制，黎波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周百义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干。”两个人一点一点向周百义说明他们的想法。“民营有资本，出版社也有资本，只不过是资本属性不同，但是在机制上完全可以一致。”

　　以金丽红在出版界的金字招牌，逐渐地，周百义被两个人打动了。

　　于是有了北京图书中心，不仅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资金，而且有全部的经营权，但图书中心是非法人单位，而且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是一个经营性机构。“我们的法人在湖北，这是个变通的方式。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属性，还都以为我们是工作室。其实不是，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通过出版局任命的，只不过以合同的方式聘用。”黎波至今还保存着那“两张纸”(合同)。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钱也不是白给。在那两张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北京图书中心在政治上受什么制约，在经济上要达到什么目标。“其实就是职业经理人聘任制度。”黎波一语道破天机。

　　回忆当年，金丽红坦言：“我们是比别人走得早一些，步子也快一些，但是当时所承受的风险也大一些。”

　　黎波阐释了金丽红所说的风险：“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这种体制能否获得认可，二是能不能养活自己。”关键在于后者，赵萌是图书中心成立时的老员工，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员工心里都打着小鼓，不知道公司能够做多久。”

　　而对于金丽红和黎波来说，风险还有一方面，如果一旦成功，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所以在图书中心成立三年之后，他们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完成了股份改造，“这叫有恒产者有恒心。”黎波解释说。

　　作为出版体制改革的获益者，黎波很感谢这场改革，让他“得到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研究市场、享受市场、获得市场回报的乐趣”。“说起来，改制就是谁早动，谁得益。”他总结说。

　　杀出来的血路

　　中国的民营书业，正是在俞晓群所说的“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过，他们没有金丽红和黎波那样幸运。

　　民营书业圈内颇为资深的民营书商柯尚宏(化名)，经过记者的几番沟通，才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这个问题不太好说，我只能给你讲一些大概的情况。”柯尚宏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柯尚宏脸上的表情。

　　中国民营书业，在上个世纪末发端于西安和长沙。因为“非法”，书商做事都很低调，长期以来，这个行业在外人看来有很多神秘色彩。

　　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书商们的操作模式，从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变过：

　　书商们策划一个选题，然后去跟出版社谈，出版社如果觉得没有政治问题，就给书商书号，书商交钱，出版社办好各种手续，出版社发新华书社系统，书商的则在二渠道发。所谓二渠道就是全国各地的民营批发商。给出版社的书，因为折扣特别低，书商别想从中获利，另外书商还要给出版社交一份旱涝保收的管理费(即书号费)。这一切完成之后，出书之后的利润，就归书商个人所得。

　　一旦被查出倒卖书号，书就不能再印，出版社领导也会挨批评甚至丢掉乌纱帽。出版社对于这类书商也会敬而远之。

　　书商就一直处于这种游击状态。而且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订货会则老是被人赶着到处跑。

　　北京书商的聚集地一开始在大北窑，后来则是在惠侨饭店。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有人在那里常驻，每人一个房子，门开着，书往床上一摆，来看书的人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挨着转，看上哪个书就现场点钱。

　　要是忽然有人喊：“公安来了。”“哗——”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那时候我们开订货会就像搞地下工作。”柯尚宏说。

　　柯尚宏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民营书商在南京开订货会，开了个宾馆，忽然公安来查，大家一下子作鸟兽散;换个宾馆继续，公安又来了，如此反复了三次。

　　“常常觉得我们是‘二等公民’。”柯尚宏抱怨说。

　　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宣布民营书业合法化，但是越往后来越宽松，“非法经营”的说法也慢慢不再被提起。

　　民营书业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公开活动，是在1997年，湖南省出版局在长沙一本正经地举办了一次二渠道的订货会，当场打出的巨大的条幅上，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各地民营图书出版人到湖南参加出版物交流会”，这在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但是在当时，柯尚宏的感觉是“湖南人的胆子真是大”。

　　书商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参加订货会，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再往后，2001年在北京又举办过一次专门针对民营的订货会。两次订货会之后，民营出版人心里亮堂了很多。

　　可是没有政策给民营书商正名，书商们做书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俞晓群对于民营书业心情比较复杂，对于这次的“出版新政”，他说：“民营书业已经增长得这么快了，总无视它的存在肯定不行。承认他们的存在，就要有一个恰当的评价，这次最大的进步就是承认民营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要给民营什么政策？这个问题要我个人来说，政策给的还是远远不够，就应该从政策上给民营和国有同样充分的空间，不能国有是‘亲的’,民营是‘后的’。当然反过来也不对。”

　　对此，柯尚宏更是有切肤之感：“柳署长一直为我们民营书商说话，我们心中都记着呢。《指导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民营出版是光明正大的生意了，可以做了。对于个体来说，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现在因为肯定了民营出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鼓励民营与出版社合作，但是对于如何给民营出版平台，指导意见并不明确。”

　　“民营这条路是一条杀出来的血路。能获得承认，说明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柯尚宏有些感慨。

　　双“百亿”结构

　　凤凰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出版传媒企业。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出版业改革的量化指标，就是要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这样的出版集团。

　　不过，凤凰的“双百亿”在业内颇受质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说：“你别看现在有的省搞得红红火火，要是往深处调查，还是靠教材支撑。你要是去采访，别听他们怎么讲，你要看他们的产品结构，不要看他们有什么文库，什么文丛。”

　　对此，凤凰集团董事长谭跃并不讳言。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凤凰集团现在的产业结构分六个板块，三个传统板块是出版、发行、印务，还有三个新兴板块：金融、地产和酒店。目前达到的双百亿，出版和发行占87%的比重。

　　而在占了87%的出版发行上，占比例较高的，还是教育产品。

　　“但是这个话要说清楚。”谭跃说。

　　谭跃认为，这种情况反映的不是出版水平低，而是中国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不高，首先是城市化的程度不够高，因此国民阅读力不高。读书人不多，这种情况反映到出版上，就是读书人的主要群体是学生。这种社会现状，决定了这种出版格局。另外一个情况则是，在国外，无论大众读物再怎么发展，教育出版依然是这个产业最大的一块，比如说美国，教材教辅的出版在大型出版集团中依然占到了33%的比例。如果具体到凤凰出版集团，“我们曾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主要致力于教育出版。”

　　对此，业内质疑纷纷，文化的影响力，靠的是拳头产品，而不是靠规模和码洋。

　　谭跃其实有清醒的认识，“无论规模多么强大的出版集团，将来不会有人记住它的码洋有多少，大家记住的是他们出版的有价值的书。”

　　就在《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他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刚刚在凤凰集团考察完，“领导对我们改革的措施很肯定。但是也不要去渲染。”谭跃说。

　　针对凤凰集团的产业结构，他在向总署的汇报中提出：“从宏观层面上来说，要改变这种结构是对的，因为城市化的程度不一样;从中观的层面讲，从我们集团来讲，就不一定要改变，不是要调小我们的教育出版，而是要做大我们的大众读物，同时教育出版丝毫不能放松;从微观层面来讲，具体到集团的各个出版社，这个方向又对了，不能每个出版社都以教育出版为主。每个出版社都应该在市场中摸索自己的专业方向。”

　　2008年，凤凰集团拿出2100万给江苏文艺出版社，不允许文艺社再做教育出版。

　　游戏新规则

　　《指导意见》出台前后，一个消息在民营书业圈内流传，很多民营书商要被国有出版集团“收编”，其中包括在业内比较知名的张小波(共和联动)、陈明俊(新经典)等人。

　　果然，4月25日，张小波执掌的共和联动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联姻”，两家共同出资1个亿，成立了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凤凰控股51%，张小波则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

　　柯尚宏暂时还没有被“收编”的想法，“你拿了钱进去，但是民营和国有还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再说还不知道政策会不会变。”

　　对于凤凰和共和联动的联手，谭跃这样阐述他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之间有一个章程，在经营上，以他为主;在选题开发上，以他为主;在资产的把握上，以我们为主。所谓以我们为主，就是一票否决权，国有资产有风险不行，另外一个，在内容上，有否决权，如果导向不正确，我们可以一票否决，不需要讨论。共和联动对此表示充分理解，而且支持这样的决定，他们也感觉到在出版上内容是生命线。”

　　“当时我和张小波说，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不是凤凰一般的员工，你是带着资金来的。你也是主人。凤凰的钱你可以花，但是要有效益，因为你的利益也包含在里面。”谭跃说话不拖泥带水，喜欢直奔主题。

　　正是这种一票否决，让柯尚宏觉得不平等，“被出版集团吸收，我们也要拿钱，但是并不能说了算。”柯尚宏坐在沙发上狠狠吸了一口烟，有点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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