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守东沙

　　东沙岛事件，也成为广东民意的焦点。

　　1909年3 月，惠州代表周孔博到达省城广州，与广东自治会绅商联合起来，集议此事。3 月22 日，李兆书代表粤省绅商，上书摄政王载沣，要求中央立即照会日使，收回国土。3 月31 日，广东绅商集会公议，认为东沙岛关系国家海权与国计民生，应行力争，并决定采取三个步骤来解决东沙岛之事，一是迅速将此事布告中外，以争得公正舆论支持；二是禀文政府，要求政府“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三是力争到底，即使政府放弃，“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随后，绅商学各界千余人，在府学宫内再次集会示威。

　　同时有人提出，前福建同安县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曾记有东沙岛，与当下政府所查东沙岛之情形大同小异。两江境内的绅士，也上书端方，积极提供历史资料线索。

　　1909年，大清正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全国上下，一年多前发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平静下去，东沙岛事件，立即成为民意焦点。5月2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北京政府如果再不旗帜鲜明地宣示主权，则将被民众看作胆小无能的又一证据。”而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同时，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11月19日，在东沙岛举行了庄严的交接仪式。在全副武装的广海舰护卫下，鲜艳的黄龙旗终于在东沙岛上空冉冉升起。广海舰鸣放21响礼炮，向大清国旗致敬。这是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

　　当月，英国人再度示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Jordan)亲赴外务部，建议中国在东沙岛上设立无线电台，与香港的天文台互通信息，以便准确预报这一海区的风浪。甚至“体贴”地说明，这一举措开支不大，不过4000两左右，却可以同时宣示“该岛为中国领土”。外务部立即批转邮传部研究办理。

　　西沙：先下手为强

　　在办理东沙岛交涉的过程中，保卫南海主权成了广东上下的共识。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悉榆林港西边200多海里处，还有个群岛，西方人都叫它Parcels(即西沙群岛)，他认为应当立即前往考察，并宣示主权，以免重蹈东沙岛被人当作“无主荒地”强占的覆辙。他的计划得到张人骏的大力支持。

　　李准手上并没有大型军舰，他决心由琛航、伏波两舰组成舰队迅速前往。这两艘军舰都是福建船政所自行建造的木壳军舰，不仅船龄老，马力小，而且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均被法国舰队击沉，后来打捞修复，属于“废物”利用。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建议说，这两条军舰实在太老，如今要巡行数百海里，一旦有大风大浪，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另调大舰。但李准认为时不我待，决意立即成行。

　　李准与林国祥两人，亲自对这两艘军舰进行了严格检查和修理，林国祥甚至将每一节锚链都仔细敲打，如不够结实立即加固。

　　数百担大米、各色罐头、汽水被搬运上船，细心的李准还准备了种羊、种猪和种鸡，以及各色稻粱麦豆种子，以备在西沙各岛上放养种植。

　　一支多达170多人的考察队伍建立了起来：除了两艘军舰的官兵和李准的卫队排之外，还有当地官员、商人、测绘员、化验员、工程师、医生、各种工人等。此时正值渔船休渔期，100多名小工均从三亚一带募集，一是解决就业，二是依靠渔民带路。

　　舰队由林国祥统一指挥，林亲任琛航号管带(舰长)，李准则乘坐由吴敬荣担任管带的伏波号。1909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初一)，大清舰队正式出航。

　　巡视西沙

　　从李准留下来的回忆录看，此次西沙宣示主权，整个过程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舰队在榆林港停留了几天，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一)下午四点，再度起锚南下。这天晚上，林国祥和吴敬荣两位舰长都紧张得无法入睡，因为根据计算，本应能抵达最近的岛屿，但因为两艘老式军舰马力太小，被洋流带偏了航道，而进入了暗礁区，稍不留神就会出大问题。两艘军舰连桅杆上也放了了望哨，随时观测。

　　直到次日中午11点20分，舰队才停靠上最近的岛屿。李准率人乘平底船登陆，当他登上近岸大石后，发现那石头居然会移动，原来是海里的大蛤。李准发现，此岛的椰树上及珊瑚石上，有不少1880年代的德文刻划，显然，德国人曾经在此进行了考察。

　　李准将此岛命名为伏波岛，指挥军人和工人，在珊瑚石上刻下了“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后世研究者所引用的西沙考察时间，大多源自于此，但实际上，此时间是不准确的。根据张人骏与外务部的电报往来，李准不可能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来到西沙，而且，李准发表于《大公报》的回忆录，明确说是因为东沙岛的交涉中，受到刺激和启发，才想到尽快在西沙宣示主权。据此推测，可能是李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有误，或记者记录有误。

　　李准在伏波岛上命令木匠们伐木建屋，在屋侧树了一根5丈高的白色桅杆，在桅杆上高悬黄龙旗，“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次日，李准下令将所带的种羊等留在岛上几对，随后便离开了伏波岛，相继登陆其它十三个岛，逐一命名，勒石树碑、升起国旗。

　　李准对西沙诸岛的命名，相当随意，除了甘泉岛(因岛上掘出水井，水质甘甜)和珊瑚岛以地貌特征得名之外，其余十二个岛，或以军舰名称命名或以随行诸人的籍贯命名。

　　这些官职并不显赫、而且多为候补的官员们，因缘际会地在大好河山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了大名，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李准返航后，张人骏欣喜若狂，立即将随行测绘员所画的海图，飞章呈交陆军部和军机处，而李准所收集的各种珍奇，开始巡回展览。

　　6月14日，张人骏再度致电军机处、外务部，请两衙门代为上奏摄政王，请求调派更为大型的新式军舰前来广东听令，再往西沙巡视3个月。

　　收回东沙、宣示西沙后，大清政府相继成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和“管理东沙岛委员”，对南海岛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开发。但国人对这些岛屿的资源并不具备开采能力，加上自然环境恶劣，不少商人们都大打退堂鼓，开发相当不顺。如东沙岛的开发，最后不得不由商办收归国营，由财政拨款维持，而主事者也不得不前往日本，向被逐出东沙岛的西泽吉次讨教开发方略。

　　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而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只好从报章上刊登的回忆录中，去回味1909年大清帝国不顾自身羸弱，却有勇气、胆略和智慧亮剑南海的如烟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