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矿和一个乡的变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山沟就已经不宁静了。听老人们讲，解放前鸡尾山的矿场曾属于国民党大亨孔祥熙，矿山附近还设有碉堡。
“50年代末，为重庆钢铁公司寻找能源基地，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601队来这里考察，给出的地质报告称这条沟里铁矿资源丰富，再向东走，质量产量都远不及这里。”对铁矿历史最有发言权的是老矿长杨运明，因坍塌把两村间的路阻断了，去到他在幸福村的家要徒步翻山两小时。即便如此，他这些天也已经几次翻山来看被掩埋的矿了。
杨运明对本刊记者说，就是在那份地质报告里，这片山沟被称作“铁匠沟”，从此沿用下来。这里面隐含的一个事实是，这里的铁质如此之好，以至于铁匠可以直接锤打煅烧出农具。随着对铁矿资源的进一步挖掘，曾经的共和公社也改名为铁矿乡，1957年，铁矿乡唯一一条通向外界的九矿公路也因未来的运矿需要而修通。铁矿几乎跟这里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铁矿1965年开始生产矿石，一直到1988年，虽然所属权变了几次，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没变，矿石年产量缓慢上升，最高也只有3万吨。转变出现在1988年，当时刚任矿长的杨运明接到铁矿所在的涪陵钢铁厂通知，矿石以后不统购了，要求铁矿场自己销售。铁矿场并不发愁，1989年场里114名职工就获利润2万多元，是涪陵钢铁厂下属企业里唯一盈利的一个。1992年经营不善的钢铁厂宣布关闭，将旗下的汽车队、船队、吊装队联合组成“三联吊装运输公司”，当即有驾驶员提出质疑：“运输公司运什么呢，运矿？矿场不让运怎么办？”于是公司领导把铁矿场也拉进来。
沿着铁匠沟由上及下，三联铁矿场依次开采了5号至2号井。此次山崩也正沿着这条矿井的分布线路一路向下。杨运明第一眼看到崩塌现场就摇头：“如果2号井口还作为安全出口，这些矿工或许已经出来了。”他当矿长时，主要的矿产出自2号井。当时，4号井与新4号井，都是作为安全出口存在的。一旦2号井口封堵，矿工还可以通过另外两个井口逃生。他强调，1983年《四川省矿山安全条例》和90年代的《矿山安全法》都明确规定，一个矿山，必须有两个及以上的“安全出口”。
多名矿工向本刊记者证实，如今的铁矿只有一个安全出口——1号井口，它同时也是生产出口。在井下工作十几年的老矿工龙明孝对本刊记者说，铁矿2001年转为私人企业后，一开始是在1号井开采，2号井作为安全出口。但后来又回采2号井，井口封堵，两井之间的巷道也坍塌了。
那个年代国有矿场的重中之重就是安全。蒋文福是杨运明时代主管安全的副矿长，他那时每周都要上一次山顶，查看有没有裂缝。蒋文福对本刊记者说，最早的裂缝是在80年代后期。他在裂缝处卡上木棒，检测裂缝有无变化。如果木棒掉下去了，就说明裂缝在扩大。在他的建议下，公司封闭了正在开采中的4号井和5号井，裂缝在此后的两年便再没有扩大。
采矿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当时三联铁矿场因“危岩”被叫停后，将剩余的井口和设备转让给了舒先永，他是原来铁矿乡采矿场的矿长。从一开始的隐秘到后来的张扬，铁矿日渐增多的收益让铁矿乡看到了致富机会。村民们纷纷托关系进矿场，矿场职工都是本地幸福村和红宝村的人，“因为舒先永是幸福村人，而铁矿在红宝村的地盘上”。
变化的征兆来得更早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原属于国有资产的矿山开始允许私人开采，铁匠沟里的矿井就“像蜂窝一样”了。1999年至2001年接替杨运明任矿长的陈国荣回忆，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刺激了当地人开铁矿的欲望。“最多的时候，不出3公里之内，有3家矿场在鸡尾山开工。”
杨运明至今仍痛心三联矿场的拱手让人，2001年匆匆关停时，“还有70多万元固定资产，80多万元的井口，1.2万元就卖给了舒先永”。其后舒先永把原铁矿乡铁矿也收归己有，更名为“共和铁矿”。中间的一个插曲是，2004年6月30日三联铁矿的许可证到期，三联吊装运输公司新任经理与舒先永打官司，要求收回日渐获利的矿场，虽然没收回，三联的许可证也不能用了，但舒先永还是拿到了新的许可证。杨运明记得舒先永并不避讳个中曲折，他曾说：“办这个证就花了100多万元呢。”
“1号井若按照原来的方法开采，年产量1万多吨，可以开采10年。但舒先永每年开采三四万吨，资源已经快枯竭了。”杨运明说。事实上，矿里已经宣布，这个已经开采了60多年的铁矿最多开采到今年底。但没想到，矿被灾难先一步封存了。
新一轮攫取下的灾难
舒守权正在老屋里认真地一张张写着“福纸”，这天是农历五月十八日，他要送小儿子舒先友上路的日子。61岁的舒守权是舒先永和舒先友的父亲，以幸福村大队队长退休后因昔日的威望成了远近闻名的“道师”，谁家死了人去做道场。如今他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祭奠小儿子。
“小儿子死了，大儿子被拘留了……”舒守权对本刊记者说，事发时舒先永去看水电站了，躲过一劫。这几天村里限期拆除活人墓，女婿杨运江正在家里帮忙拆。小儿子舒先友却没那么幸运，他中午开车去了矿上，刚睡个午觉，就被山崩掩埋，现场只剩一辆压扁的汽车。
大儿子舒先永曾是舒守权的骄傲。1992年，25岁的舒先永就去乡铁矿场做了会计，因为为人机灵，一步步做到矿长。后来抓住机会，又合并了三联矿场。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考取了矿长资格证的杨运江和弟弟舒先友吸纳进来，三人合伙经营。在旁人看来，舒先永是乡里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也是大家的致富带头人，除了矿场，还有几个小水电站。“都是亲戚，这些年说情要进场的人踏破了门槛。”
尽管出了事，淳朴的村民们仍替舒先永说好话。“他人挺仗义。关键是，从不拖欠工资。”段学华的老婆是舒先永的中学同学，他在2001年矿场成立时就进去了。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有两亩地，收成好的年份也只能收入2000块左右，这只是他下井一个月的收入。更大的吸引力是，每天工作不超过6小时，走几步路就回到家里了，打工和农忙两不误。
“铁矿乡的一代人都拴在矿上了。”红宝村村民张健对本刊记者说，前几年铁矿乡明显比别的乡要富。乡里有铁矿、煤矿、水电站，当时的年轻人都留下来做工，后来成了家，要在附近照顾家。而现在却渐渐不如邻村了，因为那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而铁矿乡的中年人却不愿出去。年轻的张健如今在邻近的白马镇打工，因父亲被埋井下匆匆赶回来。
其实2001年舒先永接收共和铁矿时，原有的矿井已经快采空了。除了向更深的地下继续掘进，舒先永又将目光投向早已封洞的5号到2号井。
前矿长杨运明说，铁矿不像煤矿那样有透水和瓦斯爆炸的危险，但采用地下开采的铁矿要严防坍塌。矿场按照“房柱法”作业，作为安全保障，开采时需要在矿洞内将一些天然铁矿巨石凿成支柱，呈梅花桩形在洞内犬牙加错，防止矿山坍塌。“三联当时开采时，通常每隔6到8米就会留下长5米、宽5米、高约2.8米的安全柱。通常而言，天然矿石构成的一根安全柱有40吨到100吨重，承受力非常强。”
多名矿工对本刊记者说，这几年共和矿一直在回采。所谓回采，就是将原来的矿井二次开挖，目标是里面保留的安全柱。“一般是将安全柱体积削掉2/3，从5米宽削到1米宽，再用两三棵松树捆绑起来竖立支撑。”龙明孝说。
松树能替代天然矿柱吗？尽管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每吨矿石出场后可卖200多元，一根安全柱近百吨，至少可获利万元。利益引诱下，矿主仍不顾反对继续开采。
最近新的矿井基本上枯竭了，对老矿井的回采就更加凶猛。龙明孝说，矿井下部分缺乏安全柱的连片面积甚至达到足球场大小。尽管回采是由上及下、由内及外进行的，采完了赶紧用树枝撑上，一步步地退却，似乎不存在即时的坍塌危险，但却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了后患。
崩塌的源头之下原有两座山，因为形似小船，当地人喜欢叫它们“两只船”。“那天山从船的上方开始下滑。”矿工向开银像专家一样分析，“船头在5号井的位置。当山滑到这里，如果不是下面一系列的采空区让滑行速度突然加快，山体应该滑到船下面的断层处减速甚至停下来。”他说，如果不回采，灾难应该不会降临到位于这个大断层下方的1号井，27名矿工也不会被埋。
龙明孝在10日晚上还见到了舒先永，当时，他被乡政府叫去分析救援钻孔的位置，一进屋发现舒先永和杨运江也在，他们看上去心事重重。龙明孝的父母和老房子都被吞没在那场灾难中，但他说，他并不恨舒先永他们，“责任是责任。和他们个人还是朋友”。第一个孔是原来设计矿井的涪陵钢铁厂的设计师选的，龙明孝认为山体已经在崩塌中发生了很大变形，还应该是他们这些老矿工实践经验丰富。他建议要斜着而不是垂直向下打孔，“因为灰岩是斜着分布的，可以加快速度”。
灾难之后，鸡尾山危岩下的人们终于可以更大范围地摆脱威胁了。山崩后的第10天，铁矿乡百胜村发现一处达325万立方米的巨大危岩，裂缝最宽处达2米，危岩下32户农户104人即将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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