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煤炭属于一次性能源，长期以来，煤炭的勘查、安全、退出成本在价格中得不到体现，导致煤炭的低价。而随着国家对煤炭资源管理的提高，资源使用税费征收都在提高，这是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历史必然。

　　而由于流通体制改革的不到位，非煤因素的中间成本又造成了煤炭成本的扭曲。在这其中，煤炭的运输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煤炭运输占了中国铁路运力的一半以上，在这其中，电煤运输又占据了煤炭运输的90%。在电煤运输的高峰期，铁路运力往往扼制煤炭供需的咽喉。

　　中国煤炭的供应格局，是北煤向中、东、南运，山西、内蒙、陕西作为产煤大省，三条铁路运输路线支撑着这一格局，分别是大秦铁路、神朔黄线、以及正在建设的集宁到曹妃甸线。

　　“除了大秦铁路经过扩能之后运力能够满足之外，中通道和南通道的运力都有问题。”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记者说。

　　电、煤双方的谈判，实际变成了“抢运力”，运力的供不应求，导致了铁路运价的高企，从山西大同至秦皇岛港，电煤的坑口价与港口价之间，翻了一倍。将“豆腐运成了猪肉价”。

　　“一是运价不合理；二是征收建设基金、点装费等费用，这都导致推高了煤炭终端价格。”王宏英说，“由于铁路的国有垄断，投融资体制迟迟不对其他资本放开，导致了铁路建设速度的缓慢，缺乏竞争使得铁路成了运价制度的完全垄断者。”

　　与此同时，由于大型煤炭集团对运输环节的控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众多中小煤矿，被隔离在全国大市场之外，而大型煤炭集团则逐渐垄断国内电煤市场，并具备了定价权。以大同为例，除了同煤集团掌握的铁路发煤计划以外，山西省煤运集团大同分公司还垄断着当地所有的公路运输，其货源几乎全部来自当地中小煤矿。

　　山西省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认为自己对煤炭价格一直缺乏主导权，“原来中央管理的矿务局下放给山西省自己管理之后，电煤的谈判成了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谈判，发改委一干预，山西不得不听。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提倡煤炭开采‘有水快流’，导致小煤矿太多，资源浪费，竞争无序，价格混乱。”王宏英认为山西其实在这场煤争中实际是劣势地位。

　　为了加强对煤炭的主导权，在以往的电煤订货会上，山西省由政府出面，按区域和煤种进行联合、统一谈判、统一订货，严禁所谓的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现在山西又重新强化煤运集团的地位，“随着山西关闭重组小煤矿的推开，运销公司的地位有所加强。”蔡开东说。

　　2008年10月间，秦皇岛港大量煤炭压港，但在山西却出现无煤供应的现象，被认为是山西省有意的“限产保价”。但在王宏英看来，这不算地方垄断，只是煤企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做出的调整而已。而与其他省份相比，山西煤企关停和重组是产业发展必须的，“黑龙江只有一家煤炭集团，河北、陕西只有两家，就不会出现价格混乱的问题。”

　　关键在政府是否放权市场

　　在谈判桌上，煤企指责电企以央企地位盛气凌人，而电企同样认为，煤炭行业也是依靠垄断主导价格控制权。争吵得激烈了，双方都将最终的矛头指向另一个更大的市场垄断巨头——电网。

　　煤电价格长期冲突的根源，在煤电双方普遍看来，是半市场化的改革后遗症，市场化的煤价，计划性的电价。煤价随行就市，但终端电价最终受国家控制，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厂网”分开之后，发电侧虽说“竞价上网”，但电网的市场垄断使这一切实际流于空谈。

　　为保持低电价，煤企叫疼，认为富了电企、穷了煤企。“煤炭行业60年，有20多年是全行业亏损，以低煤价补贴电企。”濮洪九说。这催逼国家放开煤价管制，“价格放开3年，找回补贴3年”——煤价市场化，但取消对国有煤炭企业的财政补贴。据统计，1985~2003年中央财政动用512亿多元资金补贴煤矿亏损。

　　终端电价的上调幅度低于电煤价格上涨的幅度，富了煤炭，却又穷了发电企业。于是年年吵，年年争。最后，发电企业也就屡屡向发改委求助价格干预，向国家财政申请亏损补贴。

　　最好的比较，是在焦煤领域，这一情况就没有出现过，1995年放开焦煤价格管制后，由于钢铁行业和化工行业的市场化，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顺畅，双方并没有出现冲突。

　　“要解决目前的煤炭价格机制的问题，就要破解两个垄断，一是铁路垄断，二是电网垄断。实行电网的输配分开、差别定价，竞价上网、直供电改革，理顺电价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钱平凡对记者说。

　　3年之前，钱平凡参与了国家和区域煤炭交易中心的建设，希望煤炭交易中心能通过市场信息的汇总，给交易双方提供价格谈判的依据，并推进煤炭的储备机制。但由于煤炭价格没有完全并轨，电力价格信号不明显，再加上运力的垄断，大大地影响了交易中心的运作效果。

　　“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就要触及更深更广层面的体制改革。”他认为价格争斗只是这些利益集团的表象，要拆解这些难题，只能靠打破垄断，完全市场化。